朱佑人／美國南加州大學電影系碩士學位, 畢業作品《亞明的澳門》參加多個影展。九九年完成第二部作品《沉默澳門人我不是》，作品繼續關注澳門人對澳門城市的感受。同年為澳門回歸拍攝了《忘不了, 1999年12月20日》，作品更參加香港國際電影節。
許國明／許國明，別名小鳥，拍板視覺藝術團創團成員，1992年畢業於澳門大學，現職為電影導演、澳門電台〈音樂蒙太奇〉節目主持、iCentre 影視製作課程兼職導師。曾於2002年完成澳門有史以來第一部幕前幕後全由澳門人擔任的長片〈鎗前窗後〉，近年作品有〈夜了又破曉〉、〈堂口故事﹣紙飛機〉，及短片〈壹塊錢〉。
左起：許國明（小鳥）和朱佑人（朱Sir）
自十五年前到現在，朱佑人（朱Sir）和許國明（小鳥）每天的生活，幾乎都離不開電影。對他們來說，電影既是夢想，也是一些很實在的工作。
在1994、95年，朱佑人從美國回澳拍攝畢業作品《亞明的澳門》，當時他並沒有想過回來；後因母親病了，來回遊移兩地，直至97年，才決定留下來，這一留，便直至現在。澳門沒有電影的工作怎麼辦？那就自己創造一些工作出來吧。朱佑人留下來後便從零開始，做各種推動電影的工作，搞放映之餘，自己也拍紀錄片，一下子開始熱鬧起來。然後，在98-99年間，成立了電影團體「拍板」，活躍至今，做了許多電影工作坊、放映會，也籌組拍片。
那時候的澳門是怎樣的？
「成長當中，自己是喜歡電影的，但那時沒有參與任何文化活動。我先在台灣讀新聞系，畢業後在台灣工作，然後決定回來蓄錢去美國讀電影，發現那時大部份美國同學都不知道澳門，連香港也不太知道，所以我想用電影來呈現澳門這個地方。那時我為籌拍這部畢業作品，寫了很多信給不同的政府部門，最記得當時文化司（今文化局）的回覆是：拍戲是商業行為，我們只支持藝術活動，而其他申請也沒有回覆。最後我是靠借錢來拍成畢業作品的。這個經歷也讓我對這個城市有更深的體會，覺得值得回來這裡做點事情。但那年頭，真的很難找工作做，回來後有7、8個月沒有工作，去過香港找熟悉的電影人如許鞍華等了解情況，當時香港電影人也生存不易，何況我是澳門人就更難。那是97年，有一些香港回歸題材的電影，於是我就拿過來，與石頭公社一起在綜藝二館，搞了個香港的獨立電影放映活動。」
同一時期，90年代初，小鳥已經想拍電影，但那時條件十分有限，除資源少，還有技術困難，那時未有數碼技術，拍電影還是用菲林，剪接要用特定的機器，澳門沒有。回歸前有段時間小鳥在香港，間中會與同學租用香港藝術中心的剪接室，回到澳門後在TDM工作，數碼影像開始出現，這對影像的處理是一個革命性的改變，使拍攝更普及；小鳥去看了兩次《亞明的澳門》，從而認識了朱佑人，還一同成立了『拍板』。
談到此刻，朱Sir忽然大喊：「係啦，其實今年也是『拍板』成立十五年啊。」竟然這麼湊巧地對題，一個成立十五年的團體，見證著一個地方影像發展十五年，而原來，成立「拍板」的契機竟是與祐漢街市有密切關係。
「回歸前市政廳（今稱民政總署）的文康部裡有幾位活躍的『搞事份子』－大鳥、Erik、Zico、細福等，當時這個部門想在祐漢街市頂樓的社區中心內設置一個剪接室，需要找一個電影團體來運作（那時澳門並沒有），為這事我便和幾個電影發燒友──許國明、鄧耀榮等，成立了『拍板』。我個人其實不想成立團體的，覺得困身。」不過其實一直這樣說的朱Sir，到今天仍未能交棒休息，仍為『拍板』盡心盡力照管著。
《亞明的澳門》
一切皆因電腦
「成立拍板後，我們馬上去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去買了一台Mac G3，放了在我家，同時市政廳找我們去管理祐漢街市上的剪接室（又是電腦），那時電腦剪接仍屬高科技事物，沒有人會想到這竟設在一個街市的樓上，現在想來仍覺匪夷所思，很有創意，那時推行計劃的人員真的很用心在推動電影。有了這些器材，我便又可以在澳門拍片了。」
那時候好玩啲
十多年前搞這些活動，與現時相比，會有什麼⋯⋯「那時候好玩啲。」還未問完，朱Sir便已衝口而出。當時的人自然會明白，可能也會有相同答案。但這是什麼原因，在當時那麼貧乏的文化環境裡？
「那時很多方面都好玩啲。心理上，初生之犢，什麼都放膽去做，不會考慮太多，好記得那年代還沒有email乜乜乜，我要問波蘭等城市借片來放，我們先發傳真過去，然後深夜再打長途電話，竟然咁就得左！太神奇了！那年頭竟然用這麼簡單的方法就做到件事。那時很多事情都沒人做過，成立初期便遞了不少計劃書給市政廳，合作策劃了些古靈精怪的電影活動，如：搭個大棚在戶外放電影，還在裡面推雪糕車；找香港藝術中心的電影部門來開班教拍片等，網絡逐步建立，認識了許多人。99年時做了《平民百姓錄像回歸夜》，讓沒有拍攝經驗的人也拍些片來表達自己的回歸感受；那時推動電影的活動較多，2001年藝術節中又做了《看得見的城市》，在街上擺放錄像裝置，還首次使用棄置的婆仔屋來做活動，當時真的很多可能。」
「那時很天真，想做就去做。拍片方面，不會考慮太多，在推廣方面，我更賣力。那時比現在好玩的原因，可能還因為那時認識了一班葡國朋友，他們很熱衷於藝術，好玩得很，回想起來，回歸前的文化氣氛是活躍和熱烈的。」
拍板戶外放映活動
拍板戶外放映活動
回歸前後，在文化資源上有何不同？
回歸前要向政府申請活動資助是十分困難的事，即使有，金額也相當少。在拍《亞明》時，朱佑人更是一點資助都拿不到，這種狀況與今天很不一樣。
「應該說，資助這回事，某程度也是靠關係的，那時經常聽人說，只要有關係，就可以拿到很多的了。我回來初期因為沒有任何關係，沒有人知道我，拿不到是自然的。當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知道你了，一點點的資助總是會有的。但我們那時的想法是：拿一萬多元已經很開心了；拍電影相對是需要多點資金的，但也不會想可以拿到一百萬這類的大數目，那時我們對怎樣才是『多』並沒有概念，總之有少少錢已很開心了。直到2003年，賭權開放後，政策上出現了「文創」，情況便開始不同了。對電影來說，文創廳成立後是有很大轉變。」即其實也只是近這四、五年，電影的資源才開始有所增加。
「2005年我拍《澳門我是誰》（《堂口故事》前身）時，這是一系列的紀錄片，探討回歸後的社會、文化、經濟等各方面的變化，結果民政總署有資助而文化局則完全沒有回覆。拍完後我覺得紀錄片可能未必是最適合的，於是就開始構思《堂口故事》，找不同導演以劇情片方式呈現他所住地區的生活故事。就這樣開拍了《堂口故事1》，資金主要來自民署，後來有一點來自澳門基金會。」
拍片資金一直匱乏
98－99年，小鳥拍了一個不太短的短片（50’）叫《一把火》，一聽就知是年少氣盛之作，但小鳥說即使到現在他還是可以拍這樣的片。影片主要對回歸時社會上一致唱好之聲不滿。
「那時完全無錢拍，全靠大家仗義幫忙，有時來了幾個、有時幾十個，多是做戲劇的，台前幕後都有。那時我沒什麼經驗，許沛鋒是男角，很能跟我一起瘋，那時大家都不計較錢，一鼓作氣地去做，只想用影像去表達對當時社會氣氛的不滿。這部片也有在回歸當晚的『平民百姓電影夜』中放映。之後，我又拍了《迷城》（3’），是參與香港進念辦的“video Circle”，在香港科技大學中擺放的錄像裝置。回歸前還拍了黑色諷刺的《狂人》。
回歸後又膽粗粗拍了第一部長片《鎗前窗後》，都是全靠大家不收錢，才可以拍出來，我記得埋單時大概用了3萬元，主要是用於飯錢和租巴士，現在是不可能的事。」那部片得到很多人幫助，朱佑人幫忙打燈，還兼演黑幫大佬，電影放映時，這一幕使所有人笑到顛。「所以那時候真的很好玩。」現在想起，仍很回味。
到2006年，小鳥拍《夜了又破曉》，那次他籌到多一點資金，可以付一點錢給其中一些工作人員，錢雖少但他們並不計較，是義氣幫忙。這部片由Creative Macau 資助了大約6萬多，其餘小鳥出資，最後埋單用了14萬多，拍了廿多天。
小鳥：「現在很難再可以用這麼少錢做到了，就算仍然有不計較的人，但未必有這麼多時間可以付出，大家都很忙。我又想提高作品質素，需要請熟手又做得好的，一定是找專業的，不能總是像過去那樣做製作。」小鳥開始逐樣數算。以前用菲林或DV拍攝、專門的後期處理等都很貴，現在拍攝和後製都變得簡單了，攝影機便宜質素又好；然而，其它拍攝成本卻高了，如租一間餐廳來拍攝，現在收3000元一天都算合理，以前可能1000都不用。朱佑人補充說，主要是看你對作品的質素要求怎樣。現在很多年青人是團隊式的拍攝方式，尤其在大學及中學裡，如果不太要求質素，很多人也可以用很低成本拍片。
《鎗前窗後》
《鎗前窗後》
從草根走向專業
朱佑人認為這些情況正好說明了澳門的影像正在發展。自文化中心出現後，每年均辦影像的推動活動，增加了拍片的人。當拍片的機會多了，拍片的水準自會提高，各方面都希望做得好些。城市的影像發展了，個人的考慮多了，在劇本上、拍攝上會花更多時間去鑽研，因此拍得慢；當整個製作都走向專業化時，很多事情不能再是免費的形式，製作方式也會很不一樣，加上百物騰貴，因此在資金上，需要籌募得更充足才能拍攝；各種因素的影響都較前多了，使拍片變得沒有以前那麼容易。
可以這樣說，祐漢街市時期的草根式手作生產時代，是開心和充滿熱情的。隨著影像逐漸發展，從街頭放映走入文化中心，代表了電影製作邁向專業，也反映今天的影像其實是更多元的。兩人都認同對電影人來說，那種草根式生產是很好的體驗，但一個地方的影像不能總是停留在那種模式裡，作為城市及個人，均需不斷面對挑戰。
《夜了又破曉》
影像與城市變遷對話
澳門的影像發展與城市變遷是相互連結的，使人能看到影像對城市的作用。朱佑人提到，讓他感受很深的，是自2003年賭權開放後，城市開始急速轉變，之後幾年交來文化中心「錄像新勢力」的作品，有不少都談及城市的急速轉變，透露出作者在以影像來尋找城市認同的想法。
「有一位只有二十出頭的年青人的紀錄片《澳門的水源》（劉善恆2008/29’13”），是從水源方面來找澳門的根；有作品拍《兩公里外的花園》（丘靜，趙偉業，2009/32’）說的是路環； 葡人義來（Eloy）拍了《350米》，紀錄關前街那一帶的生活。突然在那幾年裡，多了很多這種尋根式的紀錄片，通過展示從前的美好，來找回個人的城市認同。當初要籌拍《堂口故事1》和《2》 也都因此而引發。」
《堂口故事》 起初叫做《堂區故事》，由五位導演各拍一個堂區的故事，有趣的是，片拍出來後，各人的故事不約而同都透出對昔日澳門的懷緬。澳門有不少影像作品其實都與城市變遷有很大關聯，始終影像紀錄的功能之一就是與城市對話。
文創的出現扭轉局面
朱佑人說：「回歸後，除了城市變遷影響了電影，另一個大的影響就是『文創』 的出現，把整個局面都扭轉了。」對電影人來說，這意味著什麼？
「現在很多公司都想搞電影，電影是要有整個產業鏈的連結才能成事的，造就了很多商機，這樣的發展是回歸前我們想像不到的。在影像的質素仍未扎根時，卻要追求生產的量，還要打進某些市場中，我不知道這會否太急進？但這與城市急速發展的步伐是一致的，站在文化藝術的角度，這樣的影像發展的市場轉向好像太快了。但詭異的是，電影本身除藝術外，從一開始亦是商業行為，它的發展與市場、與經濟本身是連結的。」
離地小品多了
小鳥同樣比較關注電影的質素問題。「回歸前的文化氣氛比較自由和活躍的，批判性的作品也較多。回歸至今，電影拍攝技術上無疑是進步了不少，但影片在題材和內涵上，則沒有太大創新，多了小品式題材，主題比較離地的年青人作品，或者是受港台劇的影響較多吧，甚至有些故事我覺得不會在澳門發生，不知是否與現時創作人對社會的敏感度不足有關。
影像教育還未能普及
在影像教育上，澳門一直沒有電影學院、大學沒有電影系，小鳥在icenter教一些短期課程，課程本身也是偏向技術的，但他會跟學生強調理論，分析影像手法。「其實每種技術，都有一套理論在背後。」
朱佑人曾在一些中學教授影像拍攝工作坊，也有在理工學院內任教。「現在藝術活動的參與年齡層是普及了，如果澳門多了人去接觸藝術，也會多了能從事不同崗位的電影人，燈光、美指、攝影等，都需要人才，當這個城市的電影開始受到重視的時候，其他藝術範疇的人也可以在電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可以發展，不一定只重視培養導演或演員。所以影像教育應是包括整個視藝教育，從小學、中學就要開始進行，影像欣賞也很重要，好多創作都是從『欣賞』開始的，而現在澳門的影像欣賞方面還沒有較有系統的培養，就算拍板放電影也只是零星地進行，現在看片的機會是多了，網上已有太多選擇，但卻缺乏有系統地幫助學生認識影像的教育。」
籌集資金渠道仍然狹隘
除了文化中心的「澳門製造」，每年大約收到六、七十部作品，主要是短片和紀錄片居多，長片除文化局的長片資助計劃外，還有文化局曾組織過類似電影創投會的活動，但未必有很大幫助，畢竟外地對澳門題材的電影會有多大興趣呢？即使在社會資源豐盛的今天，如要拍一部電影長片，仍然是相當不容易的。申請資金的渠道好像多了，如長片資助計劃可以有百多萬資助去拍長片，今年有十多人申請，但只接納4位。競爭的人明年可能更多，多了渠道，但也多了申請者。而文創基金好像又跟拍電影不是太大關係，對電影人來說機會應該很微。
與其他發展中城市比較，澳門電影人對於尋找資金一直有著很大困難，包括澳門與外地，外地的資金也對澳門電影所知十分有限。兩人都認為電影發展不應靠政府資助，目前資金來源過於單一，但問題是澳門仍然沒有私人機構、沒有其他商業資源會支持電影。藝術創作應向世界發展，有人用Kickstarter 進行網上集資，或像影意志發起「民間影像集資計劃」等方式來拍片。
朱佑人笑說： 「以前拍《亞明的澳門》已經做過了，那時是借了錢不用還。現在澳門的私人企業看來好像有機會，但未敲到門。」
小鳥： 「我的電影《似是故人來》到現在都籌集不到資金，或者我要先放在一邊，再寫另一個簡單的劇本，先以草根的方式去把它拍出來。」目前拍板已拍好的《堂口故事3》也同樣出現資金困難的情況，雖然有文化局和澳門基金會的資助，但因整個製作是複雜的，所以後製部份現在已沒有錢進行，要靠自己貼錢去做。朱佑人說，「拍板」不是要做拍戲的機構，只是藉這部片來測試，這次更多澳門人參與，攝影、調色等後製都是澳門人做，唯一混音是在台灣做的，與之前的製作很不同。
朱佑人說：「如果大部份導演都可以自己找到資源去拍片時，『拍板』可以做其他形式的電影工作，如推動影像教育、欣賞等，拍板的角色可能就是彌補現時的需要和不足，在我們能力以內進行工作。」
訪問進行了3個多小時，還意猶未盡，面前這兩位，仍是一如最初，只要關於電影，便永遠都有說不完的話題，露出似乎永不疲憊的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