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城市規劃方面的學者早已指出，城市資源屬於全體市民，城市的發展空間更是屬於「公共財」，不能讓發展商獨佔。因此，不少國家為保護公共利益，防止政府故意向發展商「放水」調高樓宇高度，規定當城市規劃在「放高」項目高度時，須規定發展商需將超出平均値的利益歸還政府，還給全體市民，體現城規謀求公私利益平衡，這是一種先進國家採用已久的合理「利益平衡機制」。就此點，本人諮詢過身邊不少朋友及專業人士，都認為應將此概念納入澳門城規法，以便更好保護市民權益，而不是單為發展商服務。
城規在於促進公共利益
按香港規劃署的定義，城市規劃的目標是「通過引導和管制土地的發展和用途， 以提供優質生活環境，推動經濟發展，並促進社區的健康、安全、便利和一般福祉。城市規劃依循可持續發展的原則，爲市民締造一個組織完善、高效率和稱心的安居樂業之所。」按內地《城鄉規劃法》是「加強城鄉規劃管理，協調城鄉空間佈局，改善人居環境，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由此可見，城市規劃主要是通過對公共或私人土地的開發行為的規管，而達成促進公共利益之目的，這也是訂立城市規劃法之目的。
土地私有產權負有社會責任
政府可透過城規去限制私人土地的開發，當中依據就是法律上所謂的「危險預防原則」，即土地所有權人理論上雖可無限制地使用其土地，但因土地屬不可再生的有限資源，具有與一般私有財產不同的「公共義務」。放任使用可能導致土地使用不經濟或不合理，從而產生負外部性而影響了公共利益，因此私人土地的開發，必須受到基於公益的規劃管制，這就是國際上制定城市規劃法律的基本法理依據。否則若連公共利益都保護不了，更就不用談私人權益的保障了。
國際慣例：因規劃得益應歸公
在世界上最早制定城市規劃法的英國，雖土地允許私有，但土地發展的權利卻屬國家所有，私人只是擁有土地的產權，而不能擁有其利用的權利，利用的權利要透過「規劃許可」賦予，否則發展的條件可視為「零」，而且土地日後一旦升值，地主還須依法繳納一定比例的「土地增值稅」，因土地本身不會自己增值，而是透過社會共同努力，例如政府開拓馬路與興建公共設施，因此，土地增值應由社會共享。
同被視為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土地的發展權利受到公共安全、衛生、環境及美學等的「警察權」所規限，並非任由地主「鍾意點起就點起」，而且這些在規劃上的規限，是出於公共利益，因此亦不會構成任何賠償。按葡國城規法，如果城規放高了某項目的建築高度，地主因而得到額外利益，是要按比例繳還給政府的。
規劃管制不會有賠償
事實上，無論是基於警察權抑或發展權利國有，都是透過法律對私人土地的利用作出一定程度的限制，由於是出於公共利益，這些限制通常無需作出賠償，這就是國際法律界所說的「規劃管制無賠償原則」，無論海洋法抑或大陸法系的制度，都基本按此原則制定城規法，否則城規動輒要向發展商賠償，城規將舉步維艱，甚至根本失去意義。因此臺灣、內地、日本等國家地區城規法，都只規定有建築工程施工執照的項目才會涉及賠償，其它的規劃管制不會涉及賠償，這是世界普遍做法，而澳門城規法草案「什麼都有得賠」的情況實屬罕見。倘若真是如此，那目前所講「水浸」的庫房，恐怕不久就會被有心人「抽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