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溫州市公安局於11月26日發起追緝涉嫌非法賭博集團首腦周焯華（太陽城集團創辦人兼主席）；隨之，27日澳門司警出手拘留周焯華等十一人，被指控涉嫌非法賭博、清洗黑錢、犯罪集團三項罪名；及至29日，澳門檢察院發文指，「考慮該等犯罪對本澳博彩業的合法經營和對本澳金融秩序的穩定產生嚴重影響和衝擊，為防止相關嫌犯逃脫，刑事起訴法庭接納承辦檢察官的建議，對案中周姓等五名嫌犯依法採用羈押強制措施」。事件不但在澳門、香港和內地引起震動，亦引起國際媒體和海外市場的關注。顯然，事態的發展在持續，坊間憂慮的是，「洗米華事件」會否演變成強力衝擊澳門的「博彩業風暴」，繼而更悲觀的，若是，則澳門街經濟民生危矣！

特區政府正就制定《工會法》展開公眾諮詢（截止12月14日），對於政府在諮詢文本上所顯示的立法取態/構思，引發最大爭議是原則上的工會三大元素卻是「殘缺不全」；亦關注若據諮詢文本而立法的《工會法》「會唔會係甩皮甩骨」且毫無社會價值？然而，如果《工會法》立法諮詢只是「走過場式」，最後制定出連基本元素都缺的《工會法》，這項勞工界爭取多年的立法到頭來實際的意義又何在？且更大問題是，《工會法》涉及僱員基本權利保障的法律，但若實際運作上未能解決不利於僱員狀況的問題，將可能導致更大的衝擊。若是，那對澳門進步與社會穩定僭伏著的極不利因素。

特區政府就修改博彩法律展開的公衆諮詢期間，本澳社會和博彩業界及海外市場都十分關注，當中的有識之士提出許多實際及有價值的意見，希望中央和特區政府謹慎考量。

當中，對於諮詢文本中對博彩法修訂的九大重點，相信以第三的「增加對承批公司監管的法定要求」，以及第六的「引入政府代表」，最為廣泛關注討論，爭議性也頗大。

無疑，澳門博彩業由過去獨家專營到回歸後走向開放賭權，且經過這二十年的運作，對博彩業作出適度改善，以利澳門公共利益，這是必然的方向。然而，要強調的是，必需實事求是，任何的修改／改動應以改善為本，而絕不可以極左政治凌駕經濟，不可不顧市場規律和實際情況而盲動亂搞一通。

　　近期，本澳兩宗重大事件，不僅在澳門街內引起「高溫式」的熱議，更成為國際社會關注及評論的事項，包括：「9.12」的2021年第七屆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以及澳門政府公佈修改《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諮詢文本。這兩件事都對澳門影響深遠，當中，前者牽涉到澳門人的政治權利及自由表達的重要問題，後者則是關乎到澳門經濟命脈能否得以保存的重大議題。

2021年8月，本澳有一家四口被確診感染Delta變種病毒，小城疫情的「精準防控」也迎來前所未見的考驗。在決定今期封面專題時，本地一家四口的個案仍未發生，故主旨是想讓各地讀書的澳門學生、澳門居民分享如何在過去一年多的「疫」境下盡可能「如常」生活 ，與病毒共存。後來澳門出現該四例境外輸入以及輸入相關個案，政府啟動全民核檢，期間出現的種種不足，也不得不讓小城的每一位再次警惕。

立法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首次以「不擁護」《基本法》或「不效忠」澳門特區為由，作出澳門選舉史上最大規模的DQ （取消資格）非建制參選人的「壯舉」，事件自是在本澳引起強烈迴響，外地媒體也關注報道——澳門選管會可謂代替旅遊局的對外推介澳門的角色，可惜這是向外展示了澳門極之負面的形象。顯然，選管會這個DQ 決定，之所以引起極大爭議，當中主要問題有二。一是法理依據甚是蒼白，甚至被質疑違反法治原則；二是選管會做法被批粗暴，所謂的「籠門任其搬」、「紅線浮動／飄忽」，卻是漠視市民基本的政治參與權。

近年來，澳門的規劃團隊在遊具的設計上，似乎開始改變了風格，引入了探索式遊具、也增加了功能較為靈活的遊具。不過在整體的觀念上，我們仍然缺乏對自然素材的重視，而且幾乎沒有自然遊戲的空間。 我們仍需要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持續地討論和反思，以期為兒童帶來更多福祉。畢竟，兒童是城市的未來主人。

　　澳門大學前社會學教授郝志東曾經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了一篇 《Social Problems in Macau 》文章，從性別，種族，工資，社會組織和教育等不同層面剖析澳門社會問題，當中特別指出了外地家庭傭工在多個層面遇到不平等待遇，當時他提出了作為高等教育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缺乏了公民和道德教育。明顯地，外僱待遇與教育的漏洞相互關連。
　　澳門是多元城市，盛行的宗教和傳統倫理均強調人人平等。《論語》的《仁篇》強調的「里仁為美」正是儒家核心思想之一，其旨在求同存異，互相尊重，以仁德處事待人。而聖經《瑪竇福音》第二十二章亦提及到「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這兩種本地核心的社會文化均重視善待人人。這些本土珍貴的人文精神都應在本地勞動政策及教育得到體現。
　　教育不是一個最終的解決方法，社會問題涉及多重元素，但教育始終是一個好的開始，讓人人從意識上建立善念，驅動與人為善的行動實踐。 正如外僱團體進步家務工工會所期許的，通過教育喚醒家庭傭工和社會大眾重視勞工權益的平等性，這將有助本地社會以較開放的態度認識外僱工權益。

澳廣視葡文新聞台被指遭管理層「干預編採自主以至新聞自由」事件，不但在本澳備受包括前線記者和傳媒團體的強烈質疑，甚至引起國際傳媒組織和葡萄牙多方的關注與評論。然而，這絲毫動搖不了澳廣視管理層整肅葡文新聞部的決定。無可否認，事件對澳門社會造成不利影響，無論是對本地的新聞自由還是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國際形象。

今次事件中非本地人被指不具有集會示威權這基本權利，相信不少本地人的反應如隔靴搔癢般，只有極少數的聲音認為外僱或其他非本地居民享有這基本權利。即使，這些人人享有的基本權利是被《澳門基本法》以及本地相關法律所保障。

當警方任意解釋法律、任意剝奪無論本地法律以及國際法例都保證了的基本權利，這是一個城市開始沉淪的先兆。與個人身份無關、人人都應具備的基本權利都被任意剝奪是很嚴重的問題，必須正視以及修正。然而，本地社會大部分人都似乎以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態度回應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