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三年多，澳門特區政府終於在今年二月底宣佈放寬室內佩戴口罩的措施，乘坐交通工具和進入醫療機構、院舍則須戴口罩。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視口罩為生活必需品，似忘了澳門並沒有一直實施「口罩令」，甚至視為理所當然。但有沒有想過這些防疫措施對於聾人來說，卻如行刑一樣？疫情過後他們的生活真的回復「正常」？抑或仍要逆境前行，與疫前無異？
鍾婉汶（Candy）曾試過在街上拉下口罩用唇語和朋友溝通，卻遭受路人白眼。「我係聾人，我先天聽唔到嘢，聽力程度105至107分貝，戴助聽器43至50分貝。」惟走在街上，沒人會留意到她聽不到。
訪問期間，Candy亦表示，相對被稱為聽障人士，自己更接受聾人二字。
多數聾人都會使用WhatsApp或WeChat，與一般人無異。與記者見面前，Candy透過通訊軟件打字溝通。訪問時，她更多的時候是以唇語發聲、表情及手語來表達所想，遇上某些特別字眼就再以紙筆或電話寫下來。
沒戴助聽器，Candy會完全聽不到聲音，戴助聽器後「好多嘢都聽到，但未必會聽到人哋講乜就係咁」。
接不到的電話等於接不住的機會
Candy自小與健聽的家人用唇語溝通，曾到啟聰中心學發音，習得的詞彙都是廣東話，儘管說話時發音和咬字不太清晰，大致上仍可按語境意會內容。Candy在巴坡沙中葡小學由幼稚園K1讀到K3，當時只有她一個聽不到，不能理解上課內容，老師便建議她轉到協同特殊教育學校讀小一。「我讀小一得三位同學，加上我咋！」
Candy表示，自己在那時才開始接觸其他聾人，當時的同學已經用手語溝通，得自己才剛起步學手語。想起過往返學經歷，她不禁皺眉反一反白眼，搖搖頭兩手攤開以示無奈。
Candy自詡醒目，可惜的是，對接受正規教育的聾人一般所要求文化知識相對較低。
「外國有聾人明星、模特兒、警察、醫生，最近大陸還有中國首位聾人律師譚婷。」不過，澳門特殊教育水平的不足，讓聾人在求職時困難重重；即使找到工作，在職場上亦難以向上流動。
Candy表示，接不到電話是最大的問題，「對方知道你聽唔到電話，就唔會請你。」部分聾人求職面試可能需要傳譯，而找傳譯員的責任大多數卻落在聾人身上。如有需要，是可以向服務機構申請，見工、學車都是免費，而某些特殊情況下申請傳譯員則需要付費。如非必要，不少聾人寧可省卻麻煩。
中五畢業後，Candy第一份在化妝城做文職，然後又轉到酒店工作，每日只有不停地「執file」，沉悶無比。後來她在公營機構上班四年多，同事都願意跟她溝通，甚至學打手語。
輾轉間，Candy到主流學校裡任職教學助理，此乃緣於銀娛基金會在2018年推出的「手語雙語共融教育先導計劃」。在現時澳門的融合教育制度下，聽障兒童須入讀主流學校的「融合教室」，Candy會與健聽老師一同為學生提供手語及口語的雙語教學。
Candy以臉部表情和肢體動作表達句子，即使不懂手語也能作基本溝通。
到公共部門辦手續 人員手足無措
Candy：需簡單紙筆即可溝通
聾人學習如何適應社會，尋找方式與外界交流，然而，社會還沒學習如何與聾人溝通。Candy曾到公共部門辦手續，她向前台職員表示自己聽不到，對方卻露出驚訝表情，竟不知如何是好，還找同事求救。
雖然大多數情況下，聾人只需簡單紙筆即可溝通，但生活上總有例外，如快遞慣常以電話溝確認，她便需要找同事或朋友代為接聽才能收貨。有聾人朋友會在手機外賣應用程式中備註，但她並無這樣做，反而是習慣直接取外賣，「試過速遞員打畀我，我就傳訊畀佢」。
疫情期間，同時戴上助聽器和口罩讓Candy的耳朵叫苦連連，去年七月政府更有佩戴KN95口罩的指引，令需要讀唇的她極為不便。
不只隔著一部電話的距離
在主流社會的「調教」下，Candy早已培養獨立個性，搵屋、搵工、學車、識朋友等。她表示，聾人同樣經歷健聽人士相似的人生，只溝通上需要花多點時間而已。「學車第一堂有傳譯員陪同，之後就冇喇。」
有著教聾人經驗的學車師傅指手劃腳下，Candy成功考牌。如近視者需佩戴眼鏡一樣，聾人在佩戴助聽器下聽到50分貝以上的聲音，一樣可以考取駕駛執照。時刻掛著豐富的表情的她擺出一副自信的樣子，指自己的觀察力和專注力比一般人都強。
現時愈多愈多公共部門設立無障礙服務，如「視像警報裝置」、「視像通話系統」和「手語視像翻譯」等，文化場所如某些大型藝術展覽可掃描二維看文字導賞，部分劇場演出也有提供視形傳譯。
Candy打字寫字速度飛快，今天年輕的聾人只要有智能電話，彈指間便解決到許多溝通障礙，但聾人與主流社會仍然有著隔閡，也並非「全民手語」便能一刀切化解問題。聽力受損程度不同的聾人對手語的理解能力不一，手語的詞彙量亦不足以應付更艱澀和複雜的概念，Candy舉例，如看新聞節目的手語傳譯，對她來說看字幕反而容易明白，疫情期間也是透過網上的文字資訊去了解各項措施。
聾人有時需要戴透明口罩讓人讀唇，比起一般政府口罩才八蚊十個，這款口罩較為昂貴，Candy曾在疫情期間佩戴，現在已不需要了。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手語係我母語。」Candy雖如此說，但這套語言在主流社會中卻是一種弱勢，對話間的誤譯令聾人推向更為不平等的景況，尤其是在口罩底下更為明顯。
本澳現時愈來愈多公共部門設立無障礙服務，如「視像警報裝置」、「視像通話系統」和「手語視像翻譯」等，文化場所如某些大型藝術展覽可掃描二維看文字導賞，部分劇場演出也有提供視形傳譯，這些舉措的實施似乎能為聾人生活上提供便利、促她/他們融入主流社會，現實上真如此？
去年香港有出版社出版《手語譯者的育成筆記》一書，以手語譯者的角度書寫香港手語歷史及聾人社群的點滴；亦有媒體專題《看不見的說話》追蹤多個個聾人／弱聽個案，揭露了聾人在傳譯制度下遭受的不公。反之在澳門，手語等文化仍不普及，亦甚少人關心聾人們的處境。
後記：沒被記錄下來的聲音
過往訪問前都會提醒受訪者，記者需錄音記下內容，這次因沒有完整對話而沒被錄下來，反倒更多的是用肢體語言和文字溝通。與Candy交談期間才發現我忽略了一些細節，例如，等對方看著你，你才開口說話、說話時口部動作誇張一點，句子中刪去「㗎」、「囉」與「喎」等語氣助詞等。
後來，我用文字問了Candy許多問題，希望她再作補充，才發現之前訪談中原來有許多我理解錯誤的地方。
訪問中Candy曾說，在餐廳點菜遇上侍應落錯單，有時她將錯就錯就算了。但對說過的話，她還是很著緊，亦很有耐心地作出指正。
捉緊話語權是重要的，可是說話有否被聽見甚至被錯誤傳譯卻是另一回事，尤其在聾人的世界裡。事實上，由於障礙聾人聽不見別人，然而社會上許多人卻選擇忽略別人的聲音，故隔閡一直存在，只是疫情把問題暴露出來。這正正提醒著我們：生活中不是每一件事都能將錯就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