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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著還有勇氣的時候──李卓媚談《棉花》與她的家庭紀錄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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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黑黑

時間:2019年01月10日 16:16

《棉花》

「因為不知道以後自己還有沒有勇氣去拍家人。」剛於二O一八年十二月獲《澳門影像新勢力》頒發「評審團特別獎」的新生代導演李卓媚,去年的作品《爺爺的老房子》和這次獲奬的《棉花》,都以家人為主題,問她背後的原因,她重覆著這一句,有點不知怎樣說下去。

「拍紀錄片本身一定是面對自我,無論拍攝的題材是什麼,也一定包含自身經歷在其中。」

在漫長的陪伴之中,她慢慢把鏡頭對準患憂鬱症多年的阿姨,決定拍《棉花》,是出於對阿姨的理解,以及對這個病的感同身受。「拍阿姨是因為我有話想跟她說,也想用影像代表她與外界對話。」

拍攝過程中發生了很多事,更多的力氣要花在克服兩人各自的問題上,根本不確定作品是否能完成。最後拿到奬,對李卓媚來說,一切如在夢中,是想也不敢想的事。

「創作一定是在找出口,但這不是最大的理由,我拍阿爺和阿姨,是因為他們自身就有很值得探索的題材在當中。」李卓媚十分認同每一個人都有值得被對焦、被紀錄之處,只是自己有沒有能力把這個部份好好挖掘出來,她認為這是她拍紀錄片的初衷。

「我想對阿姨說的,更多的是感謝。當我自己身體不好、情緒有問題的時候,由於阿姨是過來人,她明白和鼓勵了我。我和她有種互相依靠的感覺,所以我會明白她也有話想講,想讓人知道,其實精神疾病是會直接影響身體的,各種疼痛不適與精神狀況是緊緊相連的,我想讓影片代她說出這些感受和經歷。」

兩人相依的感覺,在片中有很多細節,如李卓媚小時候的照片、成長痕跡不時穿插其中。

《棉花》劇照

「因為阿姨看著我成長,她看著我由一個好開心的小朋友,到長成為比較多煩惱,不再是整天笑的一個人。我在台灣的時候,如片中所提及,我不知道怎麼和媽媽說話,但卻與阿姨一直保持聯繫,她會微訊我,片中有些對話是從我們的微訊中抽出來的,所以,我見證著她,她也見證著我的變化。」

 

與被拍者處於鏡頭同一端

「在拍攝過程中我也正經歷情緒顛簸的階段,所以我好像是和阿姨一起去經歷這個病,兩人狀況都時好時壞,低落時即使我想拍,身體上卻沒辦法,動不了,什麼也做不了,那時就覺得拍不下去了。」不但與被訪者同樣經歷情緒的風暴,影片也毫不忌諱地暴露了李卓媚的個人危機。

「我決定要把自己放進去,是因為意識到要拍這個題材首先不能害怕面對自己的問題,這樣我才能去說服其他人。我一直在想自己是什麼角色?我是站在什麼位置去拍?我是站在第三者還是與受訪者站在同一陣線?最後我想與阿姨站在同一陣線,所以我把自己的問題也拍出來。」

李卓媚與媽媽、阿姨(中間)閒聊的下午

《棉花》有不少比較抽象的影像,有時一些隨機的拍攝像是刻意迴避,但有時鏡頭又會突然對准受訪者,甚至相當多的近鏡,但即使只是拍攝空間的其它部份,我們仍能清晰地感受到阿姨也在那個時空中,在這部作品裡,攝影機是怎樣的一個存在?

「其實阿姨不太肯面對鏡頭,情緒不好時甚至很抗拒鏡頭,所以我就不把鏡頭對著她,我花了很長的時間來說服她。其實現在呈現出來的畫面都經過反覆思考,我也拍了很多她情緒低落時的畫面,是偷拍的,但最後我一個都沒有用到,是不想用,就好像影片中當阿姨說到身體疼痛那部份時,我選用一些抽象、詩意的畫面來表達,因為我不想這件事變得『可憐』,不想人們用憐憫的眼光來看待。」

鏡頭控制著觀眾的情緒與理解的角度,對此李卓媚謹慎地思考著兩者之間的平衡。

「有一些鏡頭對准阿姨的畫面,其實我是在用鏡頭跟她玩遊戲,那樣她比較可以接受。如有一段我拍她在跳舞,其實我是在跟她玩;有時我會不斷跟她聊天,讓她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攝影機上。她那時還不是很明白這個計劃,拍完後我都會給她看,所以今次整部片都用DV這種家庭式的工具來拍攝,這讓彼此也感到舒服。」

DV表現出家庭紀錄的親切與隨時隨地,同時因為輕巧,它也比較敏銳。影片中好些阿姨的特寫,呈現比較私密和鬆散狀態,沒有任何抗拒的感覺,這對很多人來說也不容易做到,到底阿姨與鏡頭之間的認知是如何建立的?

「首先我讓阿姨明白,被拍攝並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阿姨最介意的是,她覺得自己沒有故事,也很怕別人知道她的病後會用奇異目光去看待她。阿姨最介意的是,她覺得自己沒有故事。為了尊重她,我一直考慮是否要繼續拍下去。過程中我一直陪伴她,多了相處,多了溝通。我跟她說,其實這個故事有一部份是關於我自己的,這是一部我想和她一起去完成的紀錄片,後來她就理解了,我想最主要是,她也想更多人能理解這個病。」

《棉花》中有很多家庭式紀錄的隨意和即興,如去年聖誕,三人同去議事亭前地看燈飾的情景。

 

憂鬱症其實就像感冒

雖說憂鬱症是主題,但片中有關疾病或病發時的情況,並沒有太多特別的著墨。「這是我所希望的呈現,因為我個人認為,這個病對我來說,某程度也好像感冒一樣,不是什麼很嚴重的事,而是每一個人都可能會經歷到的。」

影片中有很多李卓媚和阿姨的對話,後來再加入李卓媚媽媽的部份,三個女性之間的互動,既有相互參照,也有支持。尤其影片的最後,三個人坐車遊港珠澳大橋後抱在一起的部份,毫無忌諱地以直接的方式呈現。

「在拍攝當下其實沒有想太多,回想那一刻仍有種夢幻的感覺,很感動,我在拍攝和剪接的時候,仍是這個感受,在發生的當下,可能也是我們三個認為最好的結局,所以我把這一部份用作結尾,好想保有這個回憶。」

所有都是即時發生的,不會有劇本,也不知道阿姨當刻會說什麼,李卓媚說其實那一刻是阿姨主動叫她拍的。

「我們是一起決定以港珠澳大橋的旅行來作片的ending。旅行尾聲時,她突然跟我說,『阿妹,我們要拍一個結局了,我們不如來擁抱吧,我要說些什麼嗎?』我就說不用了,我們就這樣擁抱吧,因為這比較像我的作風,誰知阿姨在擁抱時突然就『發揮』了,然後我媽本來就比較感性,她也說了很多。所以那一部份其實是阿姨和我一起創作出來的。」

所有畫面都是one take,不可能有排練,沒有設計也沒有重拍,全部是即時、當刻發生的事情。

《棉花》中阿姨與媽媽的舊照片

一封寫給我們的信

「從頭至尾我都視這個計劃為一封我要寫給阿姨的信,就像我交給文化中心的大綱中所寫的,希望我們『早日康復』。其實開始拍攝時我並不知道這個作品最後會變成怎樣,從一開始害怕我的鏡頭,到快完成時阿姨主動叫我拍攝的那刻,我真的好感恩。我自己也喜歡這個ending,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完滿的結局,對我們三個都是。」阿姨在拍完後像是稍為放開了,願意去看首映,對獲奬也很高興,這讓李卓媚放下心來。

「因為自己也是患者,其實也帶著一個很強的治療自己、治療家人,也讓家人治療我的心情去做這個計劃。如果我沒有勇氣面對自己,觀眾也沒有辦法面對這個題材,要有觀眾的參與才不會只是一個竊竊私語的影片。之前澳門大學有研究發現,澳門的憂鬱症患病率比鄰近地區如內地及香港都高,所以也想讓觀眾看到,即使像阿姨多年來反覆發病,經歷多次入院和手術,身體承受了這樣大的傷害,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堅強地活著的人,我想把這份勇敢告訴其他人。我覺得藝術作品不應只是個人的情緒宣洩,生活中已有很多情緒勒索,我比較不想再是這樣,我只是想呈現真實。」

 

對李卓媚來說,紀錄既是工作也是生活。

李卓媚正在準備著下一部作品,仍然是以家人的故事為主題。「我想讓人看到自己身邊的人,看到他們身上也有值得你注視的地方,所以我選擇拍家人,身邊最容易接觸但又最易被忽略的存在。」

「我覺得創作是不斷尋找『答案』,我認為『家庭』是我目前遇到所有問題的根源/根本,如果不在現在、年輕時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所做的其他作品也不會真實,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我想用自己所學習到的方法,在家人還健在的時候好好紀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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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相片由導演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