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今次《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建議的多項修改之一，是將「關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亦被列入「容許進行通訊截取」的犯罪類型。
《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諮詢文本建議，通訊截取適用於「可處以最高限度超逾三年徒刑」的犯罪，有市民擔心適用範圍太廣泛，且通訊截取於預防及打擊強姦等犯罪行為沒有幫助；政治學學者余永逸認為，市民未必完全反對法律，而是非常擔心被濫用；若被濫用時，有何機制去申訴，現時大家並不清楚。
對於政府一直強調，所有截聽皆要法院批准，過程亦受法院監察而居民若有疑問，可向司法機關或廉署提出申訴或舉報，余永逸認為，法院會如何處理、廉署是否有能力處理，政府都尚需多作解釋。「你（說）問法院，問題是法院用甚麼標準，而這標準是否符合公眾的需要？」「甚至廉署可能都會做截聽的工作，變成他又可能是球員，又是球證時，是否可以呢？」
他又指出，政府應該要教導市民，若發現被濫用監聽時應如何處理。「法院不會直接處理，一定是檢察院處理。一般市民可以怎樣直接跟檢察院處理這些？還是檢察院會直接開卷宗？」「整個程序都需要有個交代，讓市民去覺得有一定的保障。」
余永逸形容，政府各項施政一直有些「懶惰」，即只是想着自己需要的方向，但未有考慮如何化解公眾疑慮，「只覺得『你信我』就可以了。」認為當公眾提出疑問時，政府需要多作介紹。「不是我信不信你的問題，而是有沒有機制的問題。」「既加大你的權力，亦同一時間避免你濫用權力，兩者沒違背，也不是對抗。只不過現在只講了大權力的部份，但沒講有何措施避免濫用。」
政治學學者余永逸。
澳門配合「國家安全」 一國兩制如何回應
另外，今次《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建議的多項修改之一，是將「關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亦被列入「容許進行通訊截取」的犯罪類型。綜觀近年不少修法建議都與「國家安全」有關，例如《司法組織綱要法》修改建議中，包括只有中國籍法官才可審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談及網絡安全時，保安司就曾於網上發文指，「澳門作為國家的一分子，澳門的安全與國家安全密不可分，本澳的網絡安全也是國家網絡安全的有機組成部份，理應從特區和國家的總體安全角度考慮，有效配合國家網絡安全的整體規劃」。另外，行政長官崔世安亦曾在今年四月「國家安全教育展」開幕時重申，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澳門特區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
余永逸認為，現時很明顯整個國家的大環境都關注政權怎樣維持其延續性，所以港澳兩地都在說如何去處理國家安全問題，而現在澳門亦在回應「一國」的要求。「這是整個國家的大環境，根本上現在沒話『應不應該』。」又指出，這是一個複雜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究竟在「一國兩制」之下，要多大程度上回應『一國』的需要。「這個其實澳門、香港、內地都需要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