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已舉辦過4場《民防法》團體諮詢場。
在《民防綱要法》公開諮詢期間，社會一直關注到民防法對於言論自由以及新聞編採自由的管控及影響。曾在大學任教「災難管理」課程的退休資深社工學者蘇文欣表示，災難管理最重要的就是要確保消息流通，但這不等於要控制訊息的發出，亦非將傳媒變成「一言堂」。他批評，政府在諮詢文本的立法取向明顯是「走歪路」，將災難管理政治化，而非「將傷害減到最低，以最短時間復原」作民防法立法的根本目的，他促請政府清晰民防法的立法取向，切勿「掩耳盜鈴」。
蘇文欣表示，制訂民防法的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其實就是要訂定一套有關於「災難管理」的法律。不少國家如美國都會將災難管理工作納入到「國土安全」範疇當中，意即民防其實與維護國土安全存在直接關係，故此有許多國家都會採用立法的方式來規範民防工作，「有人問是否可以用政策的方式來執行民防？其實立法是必須的。」而災難管理亦要分成三個方面來看，包括事前的預防教育、災難發生期間的應對，以及事後對災後的跟進後續問題。
蘇文欣指出，災難管理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Communication（消息流通）」，此是民防工作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令消息能夠讓市民知道，令每位市民都可以在災難發生期間，得知哪裡可以獲取到什麼資源，以幫助自己以及照顧家人。
「確保消息流通，是否等同於管制流言、控制消息發出？這就正正是將災難管理政治化的問題。」蘇文欣以2008年四川省汶川大地震的經驗來看，在發生震災後，中國政府本身的應對反應不算太快，並讓其他國內外組織進入四川協助救災。但當時因消息無法流通，導致災區內流傳著不少不確定、不正當的消息，並被傳出災區外，「例如某個地方死了多少人等等的訊息，無可否認這個情況所造成的恐慌是比較大的。」
官方發佈有問題 反叫人不要出聲？
在民防法公開諮詢，當局提出要針對民防狀態期間的造謠、散佈謠言行為另訂「虛假社會預警罪」來嚴加打擊，違者最高可被科處3年徒刑。民防法亦強調傳媒傳播民防資訊的社會責任。蘇文欣認為，在今次諮詢當中，政府似乎很著重去管控流言、謠言的散佈，「這樣就會令人產生疑惑，甚至令人質疑當局是否要管制言論自由？究竟在災難當中，除了官方的公佈外，其他的消息是否等同不實？這個邏輯是有問題的。」
蘇文欣認為，本澳傳媒在報道有關災難的消息時都十分謹慎，慣常地都會先向官方證實相關消息是否屬實，「因為傳媒都會『驚驚地』。」但當官方公佈訊息的同時，坊間亦有其他的傳言散佈出來，「在這樣的情況下，官方的公佈竟然會弱過其他消息時，是否意味著連政府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發佈訊息的媒介？不相信發佈的機制是有力的？還要掉轉頭叫別人不要出聲？政府究竟有沒有必要以立法的方式，清清楚楚指明除了官方訊息外，其他人都要收聲？」
時事評論員蘇文欣。
他認為，這個情況就正正反映出官方渠道搜集資料及發佈訊息的機制是薄弱的，亦反映出不少人並不相信官方訊息渠道，對官方抱有懷疑的態度，「這樣（官方）唯有用另外的手段來控制其他傳媒，使到社會只能看到官方的訊息，變相成為一言堂。」
政府將民防法「政治化」 蘇：要搞，不如係23條搞？
「做民防法的目的根本就不應是這樣，但是政府卻將之政治化。」蘇文欣強調，災難管理的目的，就是要令到災難的傷害減至最低，並且在最短的時間內復原。「控制言論，能否達到剛才說的兩個目的呢？對於政府今次提出的《民防綱要法》，我會打一個問號，究竟政府想點？似乎政府不是想做災難管理，而是管理政治的發展。」
蘇文欣批評，政府的立法取向明顯是走歪路，將災難管理政治化，而非將傷害減到最低，以最短時間復原的根本目的，「民防法立法的目的，就是當災難事件發生前，就要有一個良好的公民教育，使到公民有防範災難的意識。而當災難發生時，民防法的用途就是要集中資源去救人，解決社會面前所要面對的問題，並且投入資源處理善後工作，民防的所有工作，都必須要針對上述的情況來實行。」
他坦言，從政府所公佈的諮詢文本來看，看不到政府對於民防的取向是在走正確的路，「側邊無關的東西卻在猛講。」又指，若要處理有人胡亂傳播訊息，影響到社會治安、公共安寧時，理應是透過「23條（《維護國家安全法》）」來作出處理，「若然你政府真的要去搞這些東西，請在23條當中再搞，因為澳門已有23條，也是在說這些東西的，只不過是在國家層面而已。不像香港要用盡辦法將23條的內容包進去，還要不要在其他地方再踩多一腳下去？」
「我們這些『爛鬼書生』總會認為，民防法是用來救災救民的，而非用來搞政治控制的。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搞清楚民防法的立法目的是什麼。」
保安司滲透控制自由意味？蘇：想利用不同方法潔淨言論
顯然，除了正在諮詢的民防法外，之前保安司已完成諮詢的《網絡安全法》，以及將於今年第3季進行諮詢的《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等等的立法事項，往往都會滲透著當權者有意控制、壓制市民自由的意味。蘇文欣表示，有感保安範疇的官員希望將保安司變成其他國家的「內政部」的做事方式，因社區中有太多政治上的「負面聲音」，欲利用不同形式的方法來將言論進行某程度上的「清潔化」、「清淨化」，同時要符合官方的意願，「換句話說就是要將他們覺得是負面的聲音減至最低，簡單來說就是要控制言論。」
蘇文欣亦批評，這種做法其實是「掩耳盜鈴」，「要回到如小說《一九八四》的情況？不太可能，現在2018年，傳媒、互聯網發展迅速。且國內的人民教曉我們，當我們不能瀏覽國外的網站時，就到美國駐華大使館的留言板上發表意見，就會有好多人看得到。今時今日其實已沒有辦法去控制言論、管制網絡。」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發展大數據，盡量發揮智能的社會，清楚地看見言論是否多數、少數、重要、不重要。」他直指，政府現在正在做不少有關管制的事情，其實就是為大數據舖路，「大數據就是可以將這些言論統合起來，利用針對性的方法來做。我經常說，大數據才是最危險的，但這也是無可避免的，不只澳門，全世界都一樣。但當大數據落在心術不正的人身上時，就會非常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