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門，不懂葡語也能活下去。絕大部分公職都不需要葡語，那怕是博企，大多只需要英語，更別說小企業了。那，為甚麼要學葡語？
我是一個葡語系夜校學生。已踏入職場多年的我早過了投考公務員的黃金年齡，更遑論投身司法界。綜觀近年澳門經濟多元的進程，我也不相信自己在退休之前有機會助力澳門中葡平台發展。修讀此科不過是因為厭倦「澳門人為何不懂葡萄牙語」的目光。雖然這確是偏見，但我也確信，澳門這城市的基因中不只有中文，還有一部分散落在葡語世界之中。
「意外收穫」是，讀了葡語後才看到澳門這平台究竟是有多失修，有多狹隘。生活中的指示牌、公告的葡語翻譯屢屢出錯已不在話下，更大的問題是澳門人對葡語世界的認知，除了吃的，或許只有C朗。
但其實葡語世界很大，很繽紛。
根據葡國賈梅士學院（Instituto Camões），二〇二一年全球的葡語人口就有2.8億人（同年全球人口約79億，即佔總人口約3.5%）；同年，葡語國家共同體表示，葡語是全球第五大最多人使用的語言、也是南半球第一大語言，而到本世紀結束時或有5億人會說葡語。
當然，不同的研究會有不同的計算方式。同時，這些人口都集中在巴西和非洲。在今天看來，這些國家都不像英語國家般經濟發達，也不像中國般大國崛起。事實上，本地人即使接觸到相關國家的新聞，這些新聞也大多指向「中國援助莫桑比克」、「中國接連成為巴西最大貿易伙伴」、「佛得角致力發展中醫藥」。形象上，這些國家處於弱勢。我甚至思疑過，這是為甚麼澳門甚少提起這些國家，每年就頂多在一年一度的葡韻嘉年華看見他們載歌載舞幾分鐘，在短短一個週末用着幾尺見方的攤位展示其國家的豐富多彩。
澳門也有來自非洲葡語國家的人。單是在學校，我就碰過來自這些國家的學生，甚至學者。但澳門這平台一直很少讓公眾了解他們。社團文化濃厚的澳門，其實也有「莫桑比克同鄉會」（Associação dos Amigos de Moçambique），二〇二二年是他們成立三十週年。但隨着八、九十年代來澳的莫桑比克已逐一離開，今年夏天他們亦出現了接班「告急」。據指，因為人手問題，往常舉行的「莫桑比克電影放映」（ciclo de cinema moçambicano）也辦不了。負責人夏天受訪時表示，希望有將更多莫桑比克作家的作品帶到澳門，特別是Mia Couto的作品。
澳門呈現東西文化共冶一爐。
Mia Couto。為很多澳門人，這大約是一個陌生的名字。同樣陌生的，也許還有José Saramago。 這位葡國作家曾獲諾貝爾文學獎，今年是他忌辰一百週年。東方葡萄牙學會（IPOR）有為此舉辦活動及電影放映，文學節也有關於這位作者討論，書店也有出售他的作品（有的書店甚至有中譯本）。但澳門大多數公眾對這些作家，或許，都所知甚少。
但早於一九九八年，內地學者范維信就以José Saramago的《修道院紀事》的中文譯本獲得中國第一屆「魯迅文學獎．全國優秀文學翻譯彩虹獎」。近一點的，二〇二一年，鄰埠香港的藝術節節目之一《盲流感》正是改編自José Saramago的《失明症漫記》（Ensaio sobre a Cegueira）。Mia Couto也有作品於同年在內地翻譯出版。
澳門的平台角色是以商貿為主的。中葡論壇的全名是「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其網頁也清楚地介紹了澳門的「平台作用」：推進建設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下「三個中心」（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和中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綜合體」等，進一步凸顯了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地位和作用。
也許正因如此，澳門人一般接觸到的「平台角色」，多是食品、手工藝品一類的銷售，相關印象多是展銷、市集等等。澳門是自由港，在貿易固然有優勢，這些不能說不對，但葡語世界的多彩燦爛並不只有咖啡、蜜糖和罐頭；也不只有葡國FADO，還有MORNA（佛德角音樂、聯合國教科文非物質文化遺產）CHOPI TIMBILA（莫桑比克音樂，也是聯合國非遺）、FREVO（巴西）。澳門有土生土語，其他葡語國家亦然。而這些文化交流若能得以促進，不但民間的連結能夠加強，也能成為文化產業的一部分，推動經濟多元。
但這樣的想象，也許只是痴人說夢。
一九七九年，中葡開始建交。自此，雙方交流頻繁，既有經貿往來，也有上述的文化、出版交流。二〇二一年葡文媒體就引述賈梅士學院指，中國有47間大學教授葡語，有五千名學生。據中國海關數據，二〇二二年一至十月中國與葡語國家進出口商品總值就超過1,825億美元，這是澳門沾不上邊的規模。外企也大可以不經澳門直接進入內地市場。「中葡平台」要如何成為「名片」而不是「掛名」，眼見幾年前有議員以葡文去函立法會各委員會主席，但遭一位委員會主席以「不諳葡文」為由拒收，政府葡語的新聞稿往往「遲到」甚至「缺席」——坦白說——我不禁疑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