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業仍待興，經濟復甦不止一里路。
疫情持續至今，仍有不少地區被籠罩在疫情隨時爆發的惶恐中，疫情似一顆定時炸彈讓人不能掉以輕心，反觀澳門最近有關就業的數據卻交出亮麗的成績單。統計局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本年首季就業人口收入中位數為1.53萬元/月（澳門元，下同），按季升3百元；本地就業居民月工作收入中位數按季增加1千元，升至2萬元。這亮麗的數字，是否意味所有僱員無論本地或外來能在「自由、平等、安全與尊嚴的條件下」付出時間及汗水呢？這些付出又是否可讓僱員接近「尊嚴生活」？
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ILO）的國際勞工局局長 Juan Somavia 於1999 年首次向國際勞工大會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提出「尊嚴勞動」（decent work）的概念，初義為「在自由、平等、安全與尊嚴的條件下，有足夠酬勞、權益受到保護、有社會安全保障並具有生產收益的工作。」國際勞工組織其後將尊嚴勞動視為「一個尊重勞動者權益及提供某些社會安全保護的工作」；其中「有生產收益的工作」(productive work)則被「優良就業品質」(good quality employment)所取代，更強調人文關懷而非生產力。
該組織將尊嚴勞動結合促進勞動權益、促進就業、促進社會安全保護及促進社會對話這四大策略目標；並再進一步指出應包括充分就業、社會安全網、基本勞動權益以及企業、勞工及政府三方面相互有利的夥伴關係這四大主軸(Pillars)。
勞動權益即所有勞動者都應享有職場的各項權益、包括促進工作本身的各種可能性；而充分就業則是尊嚴勞動的主要目標。在建構社會安全網方面，除了人性化的勞動條件外，各界也須致力建立免僱員傷害及意外的工作環境。社會對話被視為解決勞資衝突、促社會平等、維護勞動者權益以及有效執行政策良方，而勞工參與及結社自由乃社會對話的先決條件。
今日之澳門資本主義發展到極緻，資本被視為「王道」，「有錢使得鬼推磨」似乎仍獲得不少人認同。不少外僱尤其是家庭傭工，他/她們的工作條件以及待遇仍有佷大改善空間。
澳門大學前社會學教授郝志東曾經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了一篇 《Social Problems in Macau 》文章，從性別，種族，工資，社會組織和教育等不同層面剖析澳門社會問題，當中特別指出了外地家庭傭工在多個層面遇到不平等待遇，當時他提出了作為高等教育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缺乏了公民和道德教育。明顯地，外僱待遇與教育的漏洞相互關連。
澳門是多元城市，盛行的宗教和傳統倫理均強調人人平等。《論語》的《仁篇》強調的「里仁為美」正是儒家核心思想之一，其旨在求同存異，互相尊重，以仁德處事待人。而聖經《瑪竇福音》第二十二章亦提及到「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這兩種本地核心的社會文化均重視善待人人。這些本土珍貴的人文精神都應在本地勞動政策及教育得到體現。
教育不是一個最終的解決方法，社會問題涉及多重元素，但教育始終是一個好的開始，讓人人從意識上建立善念，驅動與人為善的行動實踐。 正如外僱團體進步家務工工會所期許的，通過教育喚醒家庭傭工和社會大眾重視勞工權益的平等性，這將有助本地社會以較開放的態度認識外僱工權益。
然而，當這小城仍未訂定工會法賦予工會合法地位、代表多元聲音的勞動政策諮詢組織仍是「空中樓閣」時，爭取勞動者權益、尊嚴勞動、甚至期望將心比己或只能是癡人夢話？尊嚴勞動仍可經法規去訂定，但如何讓所有僱員無分本地或外來均得到公平對待，做到將心比己則需每個人去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