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門的體育界和傳媒界，甄慶悅是一個廣為人知的名字。他身兼數職，既是乒乓球教練，又是傳新澳門協會的會長、專欄作者，還曾擔任傳媒工作者、運動員等多重角色。近期，他更是積極推廣乒乓球運動，希望為體育界注入新的活力。他直言：「我覺得體育界和乒乓球圈子近來死氣沉沉，所以想出來活躍一下。」
甄慶悅在傳媒界的身份似乎更側重在政治方面，曾參加過立法會選舉，亦評論時事。但他始終未離開過體育界，在《體育週報》撰寫專欄二十多年，並長期在節目《動感教菁》擔任主持，與體育界的聯繫緊密而深厚。
「我仍與不少運動員保持交流，有時一個電話打去，想知道甚麼訊息又或者想做訪問都可以。」
他笑言，自己雖然身份多變，但對體育的熱愛卻從未改變。
甄慶悅身兼數職，現為傳新澳門協會會長、乒乓球教練。
初涉博彩職場
望別人賭錢非人生追求
甄慶悅的大學時代主修經濟，但他畢業後並沒有立即找工作。那時，他正備戰亞運會，加上當年的經濟環境較差，找工作並不容易。「打完亞運我去了賭場做『紅衫』實習，監場主任級別的。」當時這份工作工資不錯，而且是新公司第一次明確招聘大學畢業生。
然而，幾個月後他開始萌生退意。「我覺得自己讀了那麼多書，又代表澳門外出參賽，眼界又很不同，難道我一世人都望著人家賭錢？過這種生活？」他意識到，這份工作並不符合他的人生追求。
甄慶悅參與2000年世乒賽。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運動員經歷成職涯助力
於是，甄慶悅開始尋找新的機會。有一天，他接到一個電話，約他去《澳門日報》應徵。面試時被要求寫一篇〈我最難忘的賽事〉。他當時用中文寫下了亞運會的經歷，或因為久未用中文寫作，錯別字較多，最後《澳門日報》還是讓他成為一名體育記者。
這份工作讓甄慶悅找到自豪感和滿足感。「可以憑你的筆來改變一些事，無論讚賞或批評的，都沒有問題，只要是建基在合理之上。」採訪讓他接觸到很多人，從前線運動員、教練到總會負責人、體育局的官員都認識了，對他來說意義相當重大。
不過，甄慶悅並沒有滿足於現狀，心思要轉變。剛好遇上公務員招聘便毅然參與投考。「我通過了筆試和面試，全都是我的強項。」在順利地進入了教青局工作，一做就是三年。
甄慶悅在1998年參加曼谷亞運會。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超前的理念 「政府工」束縛人
回想起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日子，甄慶悅表示，雖然當時沒有升職，但收穫頗豐。「當年我有份參與提交學界體育發展報告，用了大半年時間。」他驕傲地說，這份報告影響如今很多事物的發展概念。「我們當時很超前，訪問了很多學校校長和體育老師。」
當年甄慶悅還提出了新城A區要有學校村的概念，以及學校須增加體育時數等建議。在參考香港和新加坡的做法後，認為應確保每個學生、每個年級都可以參加體育班，讓更多草根家庭子女有機會接觸不同的體育項目和課外活動。如今部分建議已得到實現，並擴大為日後「持續進修計劃」的雛形。
「政府工」亦讓甄慶悅深刻體會到了制度對人的束縛。「最可怕的是制度⋯⋯很多人都想做好事，但對制度的無奈會讓很多事情難以推動。」很多事情要由上而下才能全面改革，並提出建議，局級領導應可以直接與前線對話以提高工作效率。
甄慶悅前後兩次做記者，合共約16年。他憶述做記者的日子，難忘的採訪經歷仍歷歷在目。
甄慶悅代表澳門比賽。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採訪大型體育活動
見證不一樣的北京、認知自己不足、瞬間親歷生死
在做體育記者時，甄慶悅其中一件難忘事是採訪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他同時也是一名乒乓球運動員，雖然澳門沒有機會參加奧運會，但能以體育記者的身份採訪奧運會也算是另一種參與。「最震撼我的是當時的開幕式，還有當時整個北京開放、熱情歡迎四方來客的氛圍，由賽會到義工等方面工作都做得很到位。觀看比賽的觀眾很文明又興奮，整體給人的感覺是相當的美好。」
他另一個難忘經歷就是採訪在澳門舉行的亞洲杯分組賽，當時日本最出名的足球員都來澳，與澳門隊進行比賽。當時的他入行約一年，無論攝影技術以及文字功力仍有待磨練，在見到日本記者的裝備、人員配置、工作效率，感慨良多。「澳門記者是一部相機、一格一張的拍攝，連拍也不多，但旁邊的日本記者是每人帶著三部相機，每部相機有不同的焦距鏡頭，記者會因應球員的位置拿起不同焦距的相機進行瘋狂的連環快拍，轟隆轟隆的快門聲就像機關槍掃射一樣，相當之震撼。」當時日本行家十秒拍完一筒菲林後便由助手幫忙換菲林，不停循環，一場比賽會影過百筒以上的菲林。「日本傳媒的精益求精以及專業，啟發了我以後也朝着精益求精以及專業的方向學習以及工作。」
在二〇〇〇年的大賽車亦同樣讓甄慶悅畢生難忘。當時早上七點多，一架房車在練習的時衝出葡京彎，直衝出馬路，撞倒一對來澳門旅遊的內地夫婦，丈夫當場死亡，太太粉碎性骨折。「我是唯二在現場的記者，全程看着⋯⋯我由記者台一路用相機瘋狂影，一路狂奔到死者旁邊拍照，最後衝向了這名車手旁邊」。
在這名車手自己開門出車，他亦第一時間上前問到底發生什麼事，惟車手沒有回應，直接躺下來等救護車。賽事後，大賽車組織加強了賽道的保護，沒有再讓同樣的事情發生。
甄慶悅採訪北京奧運。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數千記者追訪目標人物
場面震撼
在做政治記者時，甄慶悅最難忘的是第一次出差做北京兩會新聞，「尤其是人民大會堂幾千人開會以及幾千記者追訪的場面令人難忘。」
在二〇一一年在人民大會堂採訪《粵澳框架協議》簽署儀式，「全世界都以為澳門會多了一些發展的空間，當時亦說澳門可以單牌車直過去橫琴，又說粵澳在橫琴合作推動中醫藥產業園。十多年過去了，很多事情都沒有很大的進展，世界已經變了樣。」
記者的監督天職
新聞媒體其中一個天職就是監督包括政府在內的一切掌權者。在做政治記者時，甄慶悅一直以手中的筆揭示當局決策失誤，損害居民利益。
在跟進的本地新聞中，他最難忘的是關於永寧經屋以及經屋銷售的問題。有關報道揭示永寧經屋銷售的真實狀況，同時揭發當局以舊數據去規劃萬九公屋，結果出現一房單位嚴重供過於求。「（單位）根本就賣不出，餘下的單位隔了一段長時間之後才再次銷售，結果引起了人間悲劇。」
他又稱，當時的經屋供應很緊張、私樓貴，加上「經屋法」是計分排序，令到很多三四人的家團，甚至六七人的家團只入住一房的經屋單位，「生活環境相當之惡劣，而且家團中的年輕成員或子女之後也會喪失經屋申請資格。」在報道後，社會加深關注經屋供應，本地媒體以及團體亦跟進，最終令特區政府改變以後的經屋供應以兩房為主，減少一房經屋的比例，作出比較合理的改變。
甄慶悅往日在《澳日》的辦公枱。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另一件讓甄慶悅難忘的事件就是「離補法」案，當時事件引起萬人遊行，要求政府撤回法案。
甄慶悅指出，「反離補」是本澳一個相當重要的社會政治事件。當時印象最深的是幾千人在立法會外的草地上集會求政府撤案，並等待立法會會議。當時自己身在立法會採訪立法會大會，故要聽大會同時留集會的狀況。最後自己寫了一條一邊會內與門外狀況交集的報道，現時回看相當有趣、難忘。
他又坦言，自己跑政治新聞時，同行之間競爭非常大，稍有鬆懈就會輸了「獨家頭條」。「『墓地門』政治事件中是我記者生涯輸得最徹底的一次」。當時TDM記者做足資料蒐集，製作新聞，並在傍晚立法會小組會後突然採訪陳麗敏司長作最終回應。「既殺陳司一個措手不及，也令我一時難跟進。在新聞的競爭之中落敗，這次經驗讓我上了一課。」
由運動員到體育記者，後轉走政治新聞，問及如何在截然不同的兩種新聞類型之間選擇時，甄慶悅坦然表示：「兩者並沒有衝突。」體育版是報紙其中一個極受歡迎的版面，體育新聞亦相對真實，關注度高。政治新聞雖然也受人關注，但往往涉及到更多複雜的因素。「澳門人多數慢熱，今日講房屋政策、道路政策，未必即時有反應，最大的反應是若所講的成真了，像預言那樣，他們才會緊張。」
他又笑稱，自己更喜歡體育新聞的即時性和真實性。
甄慶悅出席《澳門論壇》。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工作後的體會
從事過博彩、政府工和傳媒之後，甄慶悅對這三個行業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惟現時這些行業前景都不算很好、很折磨人。
他坦言，傳媒行業如今面臨轉型壓力，勞動力密集且轉型困難；政府工雖然穩定，但缺乏人生追求；博彩行業待遇雖好，但同樣缺乏職業規劃。「這幾份工作都有明顯的缺憾，做人很難找到一份完美的工作。」
因此，甄慶悅選擇成為「斜槓族」，身兼多職但不留戀所謂的「龍頭工種」。「年輕人可以嘗試不同工作。」他鼓勵年輕人要勇於嘗試新事物，不要害怕失敗。
甄慶悅出席論壇。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尋找靈感與保持創意
如今，甄慶悅擁有自己的公司，主要做廣告和拍片工作，同時還擔任專欄作者及網上影片製作人。雖然收入不多，但他樂在其中，連休息時間都用上，「當你喜歡這些東西時，休息時間都可以掏出來。」
為啟發創意，甄慶悅經常同時做不同事情並尋找靈感。除此，他亦好閱讀、旅行，認為兩者不但開闊視野，亦對拍片和討論政策都有幫助。
「很多人會同我講，我提出的事比較新。我一直都想自己能比其他人行快五至十年。」他又認為，自己具探索的特質，雖較辛苦，但感充實和滿足。
事實上，甄慶悅亦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何謂「多面手」和「改革者」。不斷嘗試新事物，挑戰自己並在其中找到樂趣和滿足感。
訪問最後，不能免俗要問對小城感受。甄慶悅則坦言，自己相信澳門只要做好酒店和活動管理、中葡平台等就可以養活整個城市，甚至可以幫到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