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式抗議:分析二千多次抗議事件的啟示

128 舊區如夢 紙本月刊

文:Jasper(澳門學16號作者之一)

網址:https://aamacau.com/?p=107619

時間:2024年01月5日 11:11

近年澳門幾乎沒有街頭抗議,相關研究同樣絕跡。

為什麼城市沒有了抗議?如果不考慮疫情期間的特殊情況(雖然早已解封),一般認為一個社會只有兩種情況之下會令抗議消失。一是這個社會與政治體制已足夠開放,故不滿的人群能夠透過議會等政治機構反映意見,無需走上街頭;另一情況是這個社會與政治體制極度封閉,人們即使有不滿也不敢上街。

澳門的情況如何?我和澳門大學楊鳴宇教授曾統計2000年至2017年澳門的所有勞工抗議,發現整體來說澳門的勞工抗議是越來越多,最高峰就落在2013至2014年間,當時澳門賭場員工接連為爭取權益與福利抗議。

那麼全部類型的抗議呢?什麼議題最多?什麼因素導致?2017年後的抗議有多少?沒有人知道。

幸運地,最近香港恒生大學的鄺英豪教授等人在學術期刊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發表了關於澳門抗議的最新研究,他們進一步收集和統計2000年至2021年所有在澳門發生的抗議,不但補足了2017年後的情況,也更全面地探討了澳門人為何抗議的關鍵問題。

基於篇幅所限,接下來我只會介紹我認為有趣和重要的研究發現,有能力的讀者最好閱讀原文,獲益會更多。

抗議的趨勢、類型與議題

按照慣例,容我花一段內容說明研究方法,不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跳過。

數據方面,研究者從十份澳門報章中,使用關鍵字搜索整理出2000年至2021年間,超過兩人參與、有清晰目標訴求、表達不滿或尋求幫助的抗議事件,多達2,364宗,當中八成的抗議對象為澳門政府,向中央或私人機構抗議的只分別佔7.87%和6.77%。統計方面,他們用四個變項分析與抗議趨勢的關係,這四個變項分別是「身份認同歸屬」( identity affiliation),即人們有多認同自己是澳門人或中國人;「官方表現」,即人們對澳門政府在經濟、民生和政治上的滿意度;「經濟狀況」則通過GDP、賭場佔GDP收入和月收入衡量;最後是「社會因素」,如公共開支、失業率等數據。

入正題,到底回歸後澳門的抗議是多或少?

下方圖一是澳門人抗議澳門政府的歷年趨勢,可以看到最高峰出現在2014年,然後就如滑坡般急跌至2021年接近零次抗議的情況。2014年的高峰無疑來自同年發生的「反離補運動」和「博彩業工運」。2010至2011年的小高峰則大概來自當時大量勞工組織的抗議。

圖一:澳門人針對澳門政府的歷年抗議趨勢。

圖一:澳門人針對澳門政府的歷年抗議趨勢。

圖二則是抗議中央政府的趨勢,歷年來偏低且也很難說有明顯高峰,並同樣在近年絕跡。研究者沒有說明2007年的小高峰為何出現,不過大家繼續讀下去自然理解。

圖二:澳門人針對中央政府的歷年抗議趨勢。

圖二:澳門人針對中央政府的歷年抗議趨勢。

一個有趣的觀察來自抗議類型。我們看到上面兩圖除了代表全部抗議的黑線,還有紅色和綠色兩條趨勢線,那是研究者特別分出的兩類抗議:紅線為「挑戰型抗議」(state-challenging protest)、綠線為「參與型抗議」(state-engaging protest)。前者是我們一般理解的因不滿政府而發起的抗議,目的是挑戰官方;「參與型抗議」則比較特別,這類抗議並非不滿官方,而是尋求公權力的幫助解決其他爭議。

舉個例子,大家自然明白何為「參與型抗議」。某些澳門人在內地購買的樓盤爛尾,他們投訴無門,最後只好拉起「X大大救救澳門」的標語到中聯辦求助,這樣他們目的並非抗議中聯辦,反而是希望中聯辦介入申怨,這便是參與型抗議。

回到兩類抗議的趨勢。整體來說,挑戰澳門政府的抗議略多於尋求幫助的參與型抗議(見圖一)。不過在回歸初期,其實參與型抗議多於挑戰型,之後挑戰型抗議卻越來越多,某程度反映澳門人對官方的滿意度(吧)。議題方面(見表一),挑戰型抗議多為政治和勞工類議題,但研究沒有列出細分項目,只說「政治議題如民主化、反貪和高官問責是顯著的」;至於參與型抗議則多屬加人工與福利等勞工議題。與普遍認知一致。

表一,篇幅所限只例出頭五位。

表一,篇幅所限只例出頭五位。

再來看針對中央政府的兩類抗議趨勢(圖二)。可以看到歷年大多數抗議都是尋求中央或中聯辦幫忙的參與型抗議,2000年和2010年挑戰型抗議短暫超越參與型,研究者指出是因為這兩年曾有呼籲內地政治改革和聲援異議人士抗議,但這些抗議都只有個位次數。比較有趣的是議題方面(見上表),參與型抗議當中,中澳事務屬大宗,研究者說以爭取超齡子女居留權的議題為主,另外還有內地房產爭議等議題;相反,挑戰中央權威的抗議則多為政治敏感議題,也不意外。

說完有關抗議的基本輪廓,我們開始進入深水區,探討導致挑戰和參與型抗議的因素。

什麼因素導致兩類型抗議?

開篇提到研究者嘗試用「身份認同歸屬」、「官方表現」、「經濟狀況」和「社會因素」進行統計,分析不同因素與抗議的關係。統計模型略去不說,我們直接說明有那些有趣發現。

第一個發現是,更強的本土認同不一定代表更多的反政府抗議;但更強的中國認同卻與更多的反政府抗議相關。

這裏有違直覺的原因是,基於香港例子,一般認為本土認同會引起更多挑戰政府的抗議,而更認同中國身份的人自然是支持政府不參加抗議了。但澳門例子卻暗示,本土認同更強的人更傾向尋求澳門政府幫助,加入「參與型抗議」;相反,更積極「挑戰」澳門政府的人,卻有著更強烈的中國認同。

如何解釋矛盾?研究者認為,這可能代表澳門人對本地政府仍頗有信心,故大量抗議實際在尋求官方幫助或仲裁。至於中國認同與挑戰(澳門政府)抗議的正向關係,則可能因為擁有更強中國認同的澳門人在覺得本地政府表現差時,有責任向中央反映問題,希望「北大人」下來救救澳門。這樣的解釋頗為玩味。

另一有趣發現在於官方政治表現和經濟狀況與抗議的關係。研究發現,當澳門人對政府的政治表現滿意度高時也較少挑戰政府,這可以理解;而當賭場佔GDP的比例越多時,人們較少參與針對中央的「參與型抗議」,似乎是說只要賭場表現好,澳門政府便更有資源能力消解社會不滿,人們自然不需尋求中央幫忙了。

以上觀點不知大家又是否認同?

結論:抗議之後,之後抗議?

隨著澳門近年「大環境」的轉變,不時有人問公開集會表達不滿是否仍被允許。本文介紹的最新研究則告訴我們,澳門的抗議在近年確實已無限趨近於零。回頭看開篇提到人們不再抗議的兩種情況,澳門屬哪一種情況便交由讀者判斷。

最後,研究者在論文結尾提出的後續疑問值得轉述:當我們知道澳門的抗議其實不少都在尋求公權力幫忙(參與型抗議),而不是挑戰其權威,換句話說,參與這類抗議的人是肯定和相信官方有能力解決問題,即認可政府的合法性。

但未來是否連這類抗議也難再出現?值得後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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