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家工會主席Jassy Santos早前接受本媒訪問時表示，「希望政府聽到我們的意見，我知道要我們的聲音被聽見是很難的事。」
在澳工作的菲籍外僱人數眾多，官方最新數據顯示約有24,939名菲籍外僱在小城工作、生活，他／她們也是本澳最主要的非華裔族群。這些外僱平日與本澳大部分打工仔無異，為三餐一宿早出晚歸，每月以微薄的薪金支付水電煤費、屋租、就醫等開銷，休息時便與親友見面聚會，閒話家常。然而，他／她們一些合理需求卻經常被主流意見忽略，難以被聽見，在遇到勞權糾紛時更是有口難言。
本澳的菲律賓移工團體「澳門進步家務工工會」（下稱進家工會）主席Jassy Santos接受本媒訪問時表示，部分外籍僱員曾遇到勞資或其他糾紛，惟沒有適切的傳譯或因其他理由，使他／她們無法繼續爭取應得的權利。
在勞資糾紛官司中，菲籍外僱能勝出的例子實屬少數，Jassy如是說。
她又提及兩宗在疫情期間發生的個案，其中一件為涉嫌拖欠外僱薪資，涉及一間提供護衛服務的公司。「但兩宗案的當事人都沒有往下追究，我們曾到領事館申訴並和勞動專員面談。但那時是疫情期間，我們甚至還一度被禁止出門和開會。」
語言不通 與官方交涉失語
Jassy認為，一旦外籍僱員牽涉勞權糾紛，勞工局等相關公共部門應為涉案外僱和案件提供合適的翻譯服務，也應該為外僱提供法律服務，這樣才有機會達至有效地溝通。
然而，過去三年疫情則阻擋外僱以訟訴爭取權益之路。「他們（勞工局）什麼都沒提供（適切援助），只用『疫情』作為籍口。即使沒有疫情，他們也沒有為外僱提供翻譯員。」
去年有約百名剛被解僱的建築地盤外僱在中聯辦附近的何賢公園集結，要求合理補償。
勞工局在回覆本媒查詢指，若外僱需要翻譯時，「局方會提供官方語言（包括：中文及葡文）或英語的翻譯服務，亦允許該非本澳居民聯同具備相關言語能力的朋友參與個案以協助溝通，確保其知悉及了解個案情況。」
Jassy及夥伴曾帶同朋友前往勞工局就勞權案件以提供翻譯，惟不多受歡迎，局方人員拖了很長時間才答應該名可暫時充當翻譯的朋友進入局內。事實上，澳門精通菲語或其他外語的人並不多，並非個個涉勞權糾紛案的外僱都能找到友人擔任翻譯。
如Jassy所述，當外籍僱員到勞工局處理糾紛但無適用的翻譯時，即使局方提供中文或葡語翻譯員，幫助也不大。「他們（外僱）都不了解（中文或葡語），只能用手機處理翻譯。全部個案都是這樣。」
不少外僱到勞工局求助。
法庭英文翻譯「時有時冇」 惟未提供本國語言翻譯
今年六月太古公司拖欠外僱薪酬的訴訟案中，涉案外僱就指，無論庭上或在勞工局投訴時均沒有得到適合的翻譯服務，所有文件都需要靠手機軟件翻譯。
太古案審訊過程中，法庭安排有英文翻譯員，惟部分出庭的菲籍外僱英文並不流利，常對法官及檢察官的問題答非所問。
Jassy也表示，工會一直希望澳門政府能為涉案外籍提供適切翻譯服務，惟官方一直都沒有，「之前所有案子我們都只能用手機翻譯。」
她又說，雖然法庭亦同樣指引要涉案外僱帶朋友到庭上協助翻譯，惟疫情期間，一切與司法或行政有關的事宜都加倍困難，疫情期間法庭也限人數進入。「法庭本來就有人數限制（因審訊室位置有限），涉案外僱並不是每次都可以成功帶朋友協助翻譯。」
法庭上本來提供的翻譯（所有文件和傳譯服務）就只有中文和葡文，甚至沒有英文。Jassy稱，「我們的中文和葡文很差，（若）由官方能提供菲語翻譯的話，我們雙方能更好地互相理解，也更好地去解釋我們的想法。」
Jassy一行人亦試過要求帶朋友出席法院審訊做翻譯，但這次官方有提供翻譯員，惟翻譯效果未如理想，「不是翻譯菲語，翻譯員是澳門人，很難理解我們的意思。她一直叫我們放慢語速，但我們就是要直接講才能表達，不然就會忘記。她並不懂菲律賓語，說的是英文。」
她也提到，許多家庭外僱簽署的合約也沒有菲語翻譯版本。「很多律師都不提供勞動合約的翻譯版本，原因就是澳門政府只接受兩種語言，中文和葡文。」
崗頂前地一帶亦是外僱放假時聊天的熱點之一。
進家工會：希望政府聽到我們的意見
Jassy又以香港為例，在香港政府為外籍僱員提供免費的翻譯服務。「在香港，大家處理相關案件時都持較開放的態度，所有你（外僱）需要的服務都有提供，你也可以向他們求助，很簡單的。但在澳門就很困難了。」
她又表示，外僱只希望政府能多聽取其意見，「多些耐心與我們討論我們的處境。外地家務僱員也是僱員，應該被重視。」
其實，Jassy在訪問一開始便這樣說：「希望政府聽到我們的意見，我知道要我們的聲音被聽見是很難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