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門讀歷史，所接觸到的幾個關鍵時期，一般都離不開澳門開埠、鴉片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簽署中葡聯合聲明。其餘的，沒有了。」這是一位成年人憶述自己在學校讀書時，讀到有關葡屬澳門歷史的記憶。
澳門開埠比香港早近三百年，在近代中外通商、宗教及文化交流史上佔一席位，對於香港史而言，亦是英國勢力在十九世紀中期擴張到香港之前的一座橋頭堡。隨著香港開埠，葡屬澳門在帝國的狹縫中亦漸漸黯然失色，變成一個夕陽帝國於東方的一個小小殖民地，一部份的澳門土生葡人亦隨之漂流到香港，重新建立一個屬於他們的家園。
澳大歷史系助理教授陳家怡。
《僑居香港的澳門土生葡人：跨帝國漂流的一個世紀》（The Macanese Diaspora in British Hong Kong：A Century of Transimperial Drifting）這本學術著作去年出版，嘗試疏理香港土生葡人在十九及二十世紀在香港的經歷，探究了這些土生葡人由一起居住至分化的過程，而他們又是透過怎樣的空間去獲得這種經驗。今期的「人間話」邀請到這部著作的作者、澳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陳家怡去講述這個課題和研究心得。
「大家去講香港土生葡人的時候，都會把他們看成同一個群體。」陳家怡表示，她的著作講述了香港有很多不同「款」的土生葡人，是一個複雜的群體，他們可以從階層去分，而不同階層的土生葡人亦會歧視比他們階層更低的人，有些人對於是否懂得葡文，都會有不同的看法。
「當然在澳門（土生葡人）亦都有分化，但去到香港時，就出現了新的土生葡人的身份。」陳家怡的著作，嘗試探討英屬香港給予了土生葡人不同的機會、空間，而他們又是如何利用這些文化、空間、教育、工作職業的機會的角度，去剖析土生葡人之間不同群體的文化如何產生。
陳家怡擔任講座嘉賓談香港土生葡人。
爭取辦報
對於土生葡人由澳門到香港的原因，她提到，十九世紀的澳門有很多問題，其中，基於當時澳門的辦報空間太少，甚至被禁止出版，香港成立報章的機會較多，所以一些商人、報章編輯就到香港辦報，數量甚至多到超出他們的人口比例。
而在香港出版的報章當中，有一篇文章講述了土生葡人為何要到香港這個陌生的地方。陳家怡說，「就是因為澳門已經沒有自由，他就是要幫澳門的土生葡人去爭取講說話的自由，但他並沒有說葡萄牙的不對，他們只是想向葡萄牙女皇表達，土生葡人在澳門沒有自由，希望幫助他們。」
國籍與身份
土生葡人去到香港之後，因自己不是英國人而遭受歧視，一些土生葡人繼而提出對自己的身份的看法，並嘗試加入英國籍。陳家怡稱，香港土生葡人會通過參與賽馬去提升自己的地位，「土生葡人即使有錢，頂多只能在香港的英國公司擔任文書，要提升英國人的認同，中產階層通過參與跑馬活動，甚至成立會所，通過頒奬等活動而擠身其中，而不只是同沒有錢的人坐在出面。」
「因為在香港這個空間有英國文化，所以出現了西洋會所（Club Lusitano)」。
雖然土生葡人在澳門多年，但亦沒有會所文化的存在，只能通過仁慈堂參與慈善工作，根據陳家怡的研究，在香港，土生葡人參與英國會堂的做法，就開始利用會所去建立自己的空間及社會地位。她相信土生葡人的第一個會所，就是在香港成立。
「你可以看到他們在西洋會所做的活動，以及很多時候都會舉辦與葡國慶典有關的活動，他們雖然已脫節很久，但在這個空間之中，會刻意放大他們的葡國身份及文化，原因是要製造一些橋樑，邀請有錢的英國人、華人、政府人物到來，由這裡開始去成立新的群體。」
雖然成立會所有共同的目的，但出現分歧亦在所難免。陳家怡表示，早期，香港土生葡人在慶祝賈梅士的活動當中，與澳門土生葡人的出現爭拗，因為西洋會所當中，有一些人支持「達爾文主義」（進化論），並認為如果只是繼續盲目地支持天主教，對族群而言不會改善，「因為過去主張『達爾文主義』的人，都受過外國的教育，在英國讀過書，想法就不同了。」
《僑居香港的澳門土生葡人：跨帝國漂流的一個世紀》。
政治
而在政治上，在一九一〇至三〇年代 ，英國政府邀請了非英國人進入立法局，作為非官守議員，土生葡人方面，布力架（José Pedro Braga）是首位，緊隨其後的是廖亞孖打（Leonardo Horácio d’Almada e Castro）。陳家怡的主張是，他們成立了一個對香港有感情的群體，而不是爭取「葡國人的東西」，雖然他們是土生葡人，但他們的角色是為香港所有低下階層爭取所需的東西。
「其實在很早期，已經有另外一種『香港身份』出現，並非只是土生葡人，而是在香港出生、讀書、長大的人，只要懂得這個地方，就會產生一種身份和感情。」
另一群人
「通常談到會所，只是西洋會所。而根據Luís Andrade de Sá的著作”The boys from Macau” 曾提及香港葡萄牙同盟（Liga Portuguesa de HongKong）。」陳家怡研究的講述香港葡萄牙同盟的活動，對於尤其是一八八〇年後移民到香港的土生葡人而言，他們去到香港時已經長大，對其感情不深，到香港後亦發現了西洋會所並不歡迎他們，所以反對西洋會所的英式取態。
陳家怡稱，這些年輕人通過香港葡萄牙同盟去找尋葡國文化的根源，甚至提倡支持當時的葡萄牙薩拉查獨裁政權，並對其推崇備至，宣揚其政治思想、哲學讓大家學習。
「很多東西不只是只有一個地方發生，澳門有很多東西是全球有關連的，這是一九二〇年代、三〇年代的時候，全球都對民族主義感興趣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西洋會所的土生葡人，是否可以與歸化英國劃上等號？陳家怡答道，「邊度有著數，佢就去邊。」例如在一些場合，做葡國人才會得到認同，他們就會「變返」葡人。但今日當去問他們是英國人還是葡國人，他會答「我是一個世界公民」。
至於放眼當下，陳家怡認為這種取態，不只是土生葡人，這亦是人類普遍追求的現實，「身份就是如此」，所以她的著作名稱使用Transimperial（跨帝國）一字，意味這群土生葡人「兩個帝國都有份參與」。
至於澳門及香港的土生葡人的不同，陳家怡留意到澳門的土生葡人對他們的中國身份比較接受，但香港的土生葡人好像從來都不參與關於中國的話題，亦看不到他們流露出任何中國文化。她解釋，在當時的香港作為華人，除非領導階層以外，中國文化對他們而言基本上都沒有好處，但在澳門因為中國文化是很普遍的，大家都覺得很正常，土生葡人就比較接受。
澳大歷史系助理教授陳家怡。
教育新一代
談到研究香港土生葡人的原委，陳家怡認為無人能寫到完整的香港土生葡人歷史，加上自己是在香港出生但於外地長大，對移民以及群體身份轉變的題目感興趣，「覺得土生的經歷同自己經歷都相似」，故從事有關研究。
至於澳門學生對歷史認識，尤其葡萄牙殖民時期的歷史方面，陳家怡認為，澳門學生在這方面的基礎確實薄弱，除了在讀書的時候很多學生都沒有機會去接觸，學生本身亦不感興趣，而城市的文化本身就是如此，「感覺上大家就是在忙自己的東西。」
在菲律賓馬尼拉長大的陳家怡亦提到，在十幾歲回港讀中四的時候，自己都沒有接觸到香港史，其後在教授副學士課程時，自己亦發現學生不認識香港史，「好似第一次學。」而由於學生都沒有興趣、缺乏基礎，就會有產生很多錯誤的資訊，導致很容易「側埋一邊」去思考一些議題。但她提到，香港學生目前對香港史已經比較有興趣；她在今年年初，在澳門舉行講座時亦有很多人參與，她對此感到意外。
對澳門的土生葡人研究方面，她表示，目前不太多人去做有關研究，但如果肯主動發掘，她相信仍然有很多研究可以書寫。
陳家怡，香港出生，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博士，二〇一九年擔任澳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教授澳門歷史及東南亞歷史，目前的研究計劃包括澳門賽狗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