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14 澳門與藝術節Curtain Up!
藝術節來到第31屆。由80年代發展至今,如果「藝術節」能成為澳門一個「招牌」的話,這是一個怎樣的「招牌」?這招牌又為澳門帶來甚麼?這個本地官辦的藝術節究竟和這城市建立了一個怎樣的關係?又與我們建立了一個怎樣的關係?

特殊的靈魂 一樣的演員 —— 專訪《挫敗之慾》導演莫倩婷

2021-05-14 澳門與藝術節Curtain Up!

文:論盡採訪組

時間:2021年05月16日 0:00

未境作業劇照。(攝:Bobo Ao|圖片來自文化局)

繼今年1月於藝穗節演出《末世未境》後,石頭公社再次聯同澳門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一班成員合作公演。今次合作的藝團還有來自瑞士的霍拉舞蹈團(Theatre HORA)。作品名為《未境作業.挫敗之欲》,是延伸自霍拉舞蹈團原創作品《失敗之樂》。作品導演之一、石頭公社的莫倩婷(Jenny)表示,今次的演出以「溝通」為題材,又希望觀眾能把這班演員和普通演員一樣看待。「隔了幾個月再做一個作品,不會是同一件事,就像一般演員,隔了幾個月有另一個演出。希望不是把他們當成一個族群,而是普通的演員,去演一個新的戲。」

溝通的挫敗 也是樂趣

今次並非Theatre HORA首次參與澳門藝術節。早於2016年,Theatre HORA就曾經來澳,在藝術節上演出與知名編舞家Jérôme Bel編排的《Disabled Theater》,以藝術展示不同身體的可能性。之後,澳門的石頭公社和澳門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下稱「家協」)也開始類似嘗試。2018年,石頭公社和家協合作演出《世界和我怎麼樣》。2019年,他們再聯同Theatre HORA一起創作出《未境作業》(The Never Ending Task)。2020年,幾個團體原計劃一起參與藝術節的演出,但受疫情影響,演出延至今年進行;又因為疫情,原訂會來澳演出的Theatre HORA將會透過網絡參與,而非親身上台演出。

Jenny表示,今次《挫敗之欲》的主題是「溝通」,原打算是一個完全沒結構的作品,但因為瑞士團隊不能來澳,於是需要轉換形式,調度等等都需要重新構思。「他們的原作《失敗之樂》是一個演了很多次的作品。可以演這麼多次都保持新鮮,是因為它永遠都是即興的狀態。他們有一個方法可以行得通。作品只有一個cue(表演點),就是關燈等於演出結束,而任何人隨時都可以決定這事。他們知道這個表演怎運作,再加上澳門團隊,演出就會成立。但因為他們來不了,所以我們要轉一個方法。它不會是一個完全的純即興,也會訂少許結構。」

「但《the lust for failure》(挫敗之慾)這名字我覺得現在仍頗貼這題。」Jenny像想起了甚麼趣事,笑了起來。「因為瑞士的團隊來不了,我們現就嘗試透過網絡排練。都頗富挑戰性,因為我們的演員基於種種原因,大部分都沒有通訊工具,就算有電話的人,他們的通訊也很有趣。例如會打開手機通訊軟件,按進每一個通話,再出來,又進入,但沒說話沒打字。他們有他們的獨特溝通方式和頻率,不能說他們完全不會用電話。有些因為沒有通訊工具,所以對通訊科技未必很感興趣。但為了這溝通,他們現在要學怎樣用Zoom。」

演員們在學習用zoom溝通 。(相片來源:《挫敗之慾》Facebook專頁)

Jenny 坦言,由於歐洲演員的資源相對較多,資訊科技為他們並不遙遠,在城市封城期間,他們自己也用Zoom聯繫,所以對這通訊方式並不陌生,而且對方都有自己的空間,即Zoom時可以自己一人有一格。而澳門的演員們則需要逐步學習。「我們希望他們每人都可以有一部裝置,而不是全部人一起堆在一個鏡頭前,這不太能排練。所以要找來咁多部通訊工具,教他們怎用,鏡頭的概念……我們全部人都擠在房間裡,你大約可以想像。他們要集中看着在熒幕,但旁邊就是那個人,講說話勁多回音。他們要學静音、非静音的功能,有時按得太大力,或有時按了兩下,或按來按去都按不到……」

「很有趣。可能一直失敗,但最少這裡有一種溝通在建立。」她笑道,「這已是『the pleasure to fail』。」

Jenny指,「溝通」是一個有很多發揮的題材。「像今次,交流和排練也是一種溝通,可能有能接軌的時候,可能有錯摸的時候。錯摸時可能有有趣的事發生,也可能會『撞車』。現在還加多一重距離(網絡)。我覺得溝通是一個很強烈的慾望。我和演員工作時,我常覺得他們是很渴望溝通的演員:和其他人溝通,和不認識的人溝通,或和世界去溝通。我想溝通往往會有着一個隨時都會有失敗的情況出現,但當失敗是必然會發生時,你怎樣去擁抱它?怎去令它變成一種樂趣?」

演員們在學習用zoom溝通 。(相片來源:《挫敗之慾》Facebook專頁)

不斷的即興 尊重靈動

有別於常見的戲劇演出,「意外」或許是這群演員的最大特色之一。Jenny表示,他們會不斷有即興演出,而相比與其他演員的合作,她與家協的成員合作時也更傾向簡單的舞台設計。「我確實傾向『吉台』,更多的不賦予,因為他們頗靈動。暫時工作過的作品不太需要用設計去賦予一些意義去給他們擁有這個舞台。他們是更主體(的部分)。」Jenny 也會跟演員們一同決定每個演出段落的安排,但到最後是否會實行,仍是由演員話事。她憶述,曾有觀眾覺得演員某個動作的節奏慢了,她也坦言確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是他們的節奏。觀眾看起來覺得他們好像做不到我們想要他們做到的節奏感,覺得那一刻尷尬。但又話說回頭,是否要設計得很精準?那一下尷尬也可以是一種甚麼,因為這是他的選擇。不知道甚麼原因,做了很多次後他都是這樣,這就是他的決定,就要尊重。他們不是能力不足所以做不了這節奏、達不到標,而是這是他創造出來的節奏,是他的選擇。」

她笑言,這群演員們改變了她「控制狂」的導演風格。「我真的覺得自己是和他們在一起成長。」「回頭看,我設計的是否真的最好?可能不是的。他選擇的和我理想中想要的事,差別在哪?是否真的那麼大?慢慢他們也教會我放寛心。當和他們工作時,我覺得不是我要駕馭或賦予某些東西給他們,而是我們一起在成長、搜尋我們共同想做的作品,共同都想講的主題。」她又分享藝穗節時的「藝術無疆界──弱勢在社區的藝術發展」專題討論會。「如何包容生命的靈動多變,而同時做到藝術的追求……我覺得拉闊藝術美學光譜這事很重要。我覺得美學有一種政治性。因為灌輸也好,因為宰制也好,你會固定了某些東西才是美。」

未境作業劇照。(攝:Bobo Ao|圖片來自文化局)

「藝術平權、拉闊美學光譜這事頗需要用力去做,因為它暫時不存在。」「話語權不是一個口號,是一個實行的事情;不是一件獵奇的事,而是一件永遠進行中的事,因為話語權不應被賦予,每個人都應擁有的。所以不是上一次說了,今次就不用說。」

「所以一個演出不只一個演出。當然美學、舞台上呈現的這個藝術品很重要,但背後有很多東西透過這行動,一步一步地打開某些路。」

她又表示,演員們對於在Fringe(藝穗節)演出後又有機會在藝術節登台感到興奮。而雖然距離1月的Fringe才幾個月,但今次的演出和Fringe時的作品並不相同。她表示,經過三年的經驗,演員們都較以前成熟,也希望觀眾能對這班演員和普通演員一樣看待。「隔了幾個月再做一個作品,不會是同一件事,就像一般演員,隔了幾個月會有另一個演出。希望把他們當成一個族群,而普通的演員,去演一個新的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