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劇場文化學會理事長莫兆忠（攝影：張銘洋）
澳門藝術節是本地每年的藝文盛事。來到第31屆，除了每年排隊買票，討論哪個節目好看不好看外，這個官辦藝術節慶究竟對澳門藝文發展起着怎樣的作用？澳門劇場文化學會理事長莫兆忠表示，31年來澳門藝術節曾經歷幾個轉捩點，由純本地演出到現時更貼近當代潮流。他又認為，一個代表城市的藝術節應有引發更多人對當前社會樣態思考的視野。「令大家覺得：原來澳門還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國際視野。我們有沒有這樣一個追求，或者我們不追求這樣，但別人是這樣，我們應該做甚麼。這也是激發大家想像，我會期待澳門藝術節可以做到這些。」
1988-1990年代：藝術節的政治任務
1988年首屆澳門藝術節特刊。
莫兆忠曾以不同的角色參與多屆藝術節：由局內到局外，由演出到行政，由導賞到藝評。在他看來，澳門藝術節由1988年首次舉行到發展至今，曾經過幾個轉捩點，可分成幾個階段。「現在藝術節和文化局差不多畫上等號，但其實第一屆的性質並非如此。」莫兆忠拿出首屆澳門藝術節的特刊，封面上寫着「本澳三十八個民間藝術團體共同參與」、「澳門文化學會贊助」的字句。他指出，第一屆藝術節的演出全是由本地藝團負責，沒有來自外地的作品。籌委會只有三個是文化學會的人，執行委員會也只有總監是文化學會的，其他全是社團代表，包括書畫會、攝影團體等。「似乎文化學會（文化局前身）當時只是一個『搭橋』的形式，真正籌辦的是三十幾個民間團體。團體派代表出來形成一個委員會，每個社團做些節目出來。可能類似他們平常做的節目，但會在同一段時間發生。」
1987年3月，中葡談判結束。1988年3月，首屆澳門藝術節舉行。1988年7月，澳葡政府也舉行了「澳門文化研討會」。有資料指，當時有140多位各範疇的文化界人士參加，檢討文化政策，之後更結集意見出版成書。莫兆忠認為，1988年是一個關鍵的時期。「文化學會（1989年）轉變成文化司署前，澳葡政府做了頗多文化政策的工作。當時也想將綜藝館變成藝術中心，當然最後沒有，但藝術節也是那時候出現。我覺得是澳門當時文化政策頗重要的轉捩點。音樂節較似是西方節慶，但藝術節開始時就很本地，很強調華人社團參與，而且是大規模，包山包海全部人都要有代表在裡面參與的藝術節。」
外地導演來澳戲 更多專業交流
莫兆忠指， 1990年的第二屆藝術節已變成由文化司署主辦，自此除了澳門本地作品，也有來自內地、香港和葡國的演出，認為也是在彰顯一種「中葡友好」的關係。另外，本地藝術節作品的形式也由「一團一演出」變成從外地找一個專業導演來排戲，並公開甄選演員，不同劇團的人會在作品中一起演出。他憶述，自己首次參與澳門藝術節是1993年，當時尚在唸中學，因為戲劇老師周樹利說藝術節的演出需要人，於是自己就去了當「跑龍套」。進大學以後，他又先後在藝術節的演出中，為被譽為「羊城笑星」的國家一級演員林兆明導演當助理，以及在香港鄧樹榮導演的演出中擔任監製助理。「對我來說，藝術節就是一個喜歡文化藝術的人，剛好有機會除了做戲，還可跟導演排戲或參與製作的一個機會。」
初期的澳門藝術節透過印刷《澳門藝術節報》作宣傳 。
「那時做得很差。當時澳門怎懂戲劇行政？但開始慢慢在藝術節的經䌞中，面對不同的演出製作部門，而這些經驗在其他戲劇演出中並不多，因為牽涉的人很多，甚至牽涉香港的專業戲劇工作者。」
1999：宣傳革新 作品更趨當代
之後的轉捩點是第10屆的藝術節。那是1999年，亦即澳門回歸前，也是最後一屆由澳葡政府主辦的藝術節。當時莫兆忠在文化司署（文化局前身）工作，曾參與藝術節的宣傳協調。他指，之前的藝術節宣傳都由文化司署負責，每年只會在藝術節期間出版一些「藝術節報」，或在報章賣廣告，以及在藝術節結束後出版一本特刊。但第10屆時文化司署決定將所有宣傳工作外判。「第10屆要想一些有趣的宣傳，想做一些很不同的事。」那年除了在報章上刊登有獎問答遊戲，也在開節前印好介紹所有節目的（資料）。「現在好像是很簡單的事，但當時是一件沒發生過的事。當時做了這些。節前已把所有節目宣傳得比較清晰，知道會做些甚麼。」
另一個突破是每個演出都要有自己的場刊。據莫兆忠記憶，這是當時獲外判宣傳的負責人的堅持。「好笑嗎？這些我們現在唾手可得、不要的，當時是要堅持回來的。因為之前沒這傳統。」
這段時期的藝術節文化局和當時的市政廳也有合作。「共事（策展）的就是穆欣欣和許國權（澳門藝穗節主要策劃人）。」而自第十、十一屆開始，外地作品的面向也更廣，例如有葡國以外的歐洲藝團來澳演出。在莫兆忠看來，這時藝術節的專業性提高了，作品也越趨當代。「見到穆欣欣當時頗傾向做一些中國大陸比較現代的作品。對於我們來說，她當時就策展而言思想算比較新，有京劇《駱駝祥子》，澳門以前沒這些，的確是將當時澳門藝術節的一些演出品位提高了。」「市政廳負責的是戲劇節目和更當代的澳門節目。例如當時拍板成立了，他們就策劃錄像展。」
他指着刊物中其中一個節目說：「《沒有記憶的身體》（錄像裝置舞蹈劇場）是在大三巴放個很大的球，大到像大三巴樓級般闊的，球碌下來，錄像就打在球上……石頭公社就在樓梯演出。」
初期的澳門藝術節透過印刷《澳門藝術節報》作宣傳 。
2000：強調售票與明星
2000年，第11屆藝術節結束數月後，文化局局長換人，由何麗鑽擔任。莫兆忠形容，何上場後雷厲風行。在藝術節方面，她堅持售票演出，執行得相當嚴緊，而且認為文化藝術需要和文化消費結合。「所以她的音樂節、藝術節都有段時間會邀請周潤發來看歌劇，找高志森來導演一個澳門藝術節的戲。（她認為）需要有些明星參與，令更多人接觸文化藝術。當時的資助政策也加了一條『售票節目、鼓勵人買票是優先條件』。我覺得是影響了澳門藝術節整個發展。」
另一個何麗鑽任內最突出的藝術節轉變，是2005年開始再公開徵集本地戲劇演出計劃書。」但數量不多，每年只有一、兩個。莫兆忠又坦言，當時的藝術節宣傳算不上很內行。「但因為澳門的翻譯不同，又沒怎宣傳，所以有外地很厲害的人來了也不知道。是到了外地時，才知道他曾來澳門。」
2010：緊捉世界藝術潮流
2010年，吳衛鳴上台擔任文化局長，藝術節也開始有更多的本地藝團的作品。這時已離開文化局數年的莫兆忠指，這幾年開始看到澳門藝術節策展上的改變，例如更傾向選擇在當下世界藝術潮流中屬於頂尖甚至前沿的作品。「一方面因為策展的人真的知道現在的世界藝術趨勢，二來也因為澳門高雅文化的市場開始慢慢形成。這也和過去的十年有關。澳門經濟發展，大家對文化藝術的需求多了，兩方面加起來，大家就不介意看一些不明白，但在歐洲是最新的作品。」
莫兆忠表示，那幾年外地觀眾知道澳門藝術節有這些作品都會特地來澳門欣賞，藝術節的開幕演出也很大膽，例如2013年就選了《旱．雨》開幕。那是法越裔編舞家愛雅．索拉花了五年時間研究越南傳統音樂及舞蹈，以及越戰對當地人民所遺留的影響的創作。「當時來說是特別的，就算周邊地方的藝術節來說也是，是考慮藝術的突破性而選為藝術節的開幕節目，不是以市場作為考慮。」
2014年藝術節，其延伸活動有獨立一本小冊子作介紹。
他認為，這時候的藝術節有一定的定位。「為澳門觀眾而言，那些作品或者相對曲高和寡，但為澳門——我們常說要澳門變成世界級的休閒旅遊城市、文化永續之城——那幾年的澳門藝術節是將它的定位帶到一個高度，令周邊對文化藝術有興趣的人都注意澳門有這件事，而且作品不錯。無論外面買回來的作品，甚至本地藝團做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由那幾年開始也多了澳門的節目在澳門藝術節演出後再去外地巡迴，那跟外界的交流接軌打得更開。過去雖然提高了專業性，但都是買入的節目，由那時開始真的能自己製作一些本地澳門藝術節的品牌，品牌效應強了很多。這改變比較大。」
「我覺得這應該是由政府做的。民間團體可能需要更多市場的考量，而政府的角色應該去不停提升整體的文化的環境、審美的能力，去到和國際間的接軌的高度。政府那幾年有把它拉高。就算觀眾看完覺得奇怪，不知作品說了甚麼，但起碼他們看了很多這樣的作品後，慢慢眼界會更廣闊。」
莫兆忠：藝術節應回應潮流 提出觀點
那文化局再人事變動後的藝術節水平呢？莫兆忠表示，看到直到2019年的藝術節，文化局有在延續其工作方式，而且有些節目應是幾年前談下來，藝術節的改變不算很明顯，但隱約看到的是開幕的節目相對「容易入口」，例如《資本論》，或流行元素較強的作品。「今屆很難說，因為今屆其他客觀因素如疫情太多，外國的節目來不了。另一方面是澳門所謂回復正常的心態太強烈，令它不是很放在當前一個世界的脈絡，變成很局限在澳門的狀態。」
「世界當前的脈絡是，雖然說不會有很多外地觀眾，只有大陸觀眾來看，但如香港藝術節、台北藝術節，去年開始已有一些線上的外國artists的演出，跟網絡數位化的潮流能夠接軌，外地的觀眾能看到。雖說作品現場看當然最好，但對澳門城市的文化發展又好，文化形象又好，你的藝術節做了甚麼，能夠被其他地區的人看到你做了甚麼，本地artists的作品可以透過網絡被看見，透過藝術節這平台的資源做到這事，我覺得這是重要的，但今次相對是較封閉的格局。這格局雖然是疫情造成，但亦都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去打破它。」
他又認為，一個代表城市的藝術節應回應當前的藝術潮流，也應對現在的社會狀況提出一些觀點。「這是藝術應該帶着我們去做的事。作為一個代表城市的藝術節的話，它究竟站在一個甚麼角度去認識這城市，然後去策劃這藝術節，會是我除了看個別節目外，會思考的問題。他站在一個甚麼位置去認識澳門，然後澳門需要有一個怎樣的藝術節——不是澳門人需要的作品我就買回來，而是澳門現在策一個怎樣的藝術節，令澳門變成一個甚麼模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