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8 願陽光歸澳門戲游花間藝文爛鬼樓論盡紙本
過去十年,「陽光政府」成為澳門人最常用的反義辭。 儘管在北京一錘定音底下,新《土地法》發揮效力,結束地產黨長期圈地的局面,但守得住土地,剎得停600億 澳門投資發展基金,卻無法令 澳門基金會 及時止血。繼2016年後,《論盡》再推出小金庫系列專題報道,揭開特區政府換屆前的最後時機,數以十億計公帑資助如何被小圈子瘋狂瓜分,藏在政府部門內的「黑數」流向何方?在穩定壓倒一切與變革創新的兩難之間,新政府能否吹響改革的號角聲?

離開?或者留下來?2019《澳門之年》影像如何為澳門敘事?

088 願陽光歸澳門戲游花間藝文爛鬼樓論盡紙本

文:何志峰

時間:2020年08月7日 13:13

到2019年的作品《澳門之年》(徐欣羨監製)。這年剛好是從回歸20週年,《奧戈》之後的十年。這一部電影不是一個人的作品,而是由九名創作者分別創作他們自己的作品,每人十分鐘。創作者都是在澳門出生、成長,或長期以澳門為家,他們的作品也沒有像《奧戈》一樣,編導和文學原著有書寫完成的距離。雖然,這是澳門回歸20年的紀念作品,但未見創作者的題材必須與「回歸」有關,其中兩名創作者,分別是歐陽永鋒和林鍵均的作品就沒有在這個命題上。監製徐欣羨也只要求創作者挑選回歸至今這20年內某一個時間點作為敘事基點即可。從電影之中看到,如果以「回歸」為主軸,也不一定會落在「要留還是要走」的命題之上,所以在考慮這些原因之後,九套作品之中有六套的題材,或多或少是契合「要留還是要走」的命題,更擴大演化為「澳門這個城市上的人,對澳門的考慮,怎麼來,怎麼留,為何走」,就不只是僅限於上文所說的幾位創作者的階段性現象了。

《澳門之年2017——相聚一刻》(導演周鉅宏)講述在台灣讀書的兒子,在颱風天鴿期間回澳與父親相聚的故事。父親滿心歡喜,以為兒子學成歸來,甚至連入職政府工的文件都已張羅準備,希望他可以永遠在澳門生活。年輕的兒子卻跟父親說,再過一陣便回台灣,繼續另外的碩士課程。父親收起了原來可以團聚的安慰,反而說出例行套話「這樣也好」來祝福將要再次離家的兒子,我們可以知道他不會留在澳門了。

《澳門之年2012——陪你走過世界的盡頭》(導演陳雅莉)講述男女為感情的前途而作最後的分別,全片十分鐘一鏡到底,小巷橫街電梯的穿梭,折射舊城區與感情的糾纏不清。然而,感情的斷捨離,仍然是在經過穿梭在熟悉的舊區之一番糾纏後,以出走澳門作為終極的解決。

《澳門之年2019—煙》(導演黃小雅)在十分鐘之內,講述在澳門生存的人所抽的煙。抽煙者的狀態是煩惱,煙輕盈飄渺,一下就到遠處,或在一地散逸。在澳門八十年代移民的廚師、正在南灣湖邊聚會的菲律賓人、準備離開澳門卻又猶豫的年青男子,和強調留在澳們賭場工作女子。他們邊抽煙邊訴說自己肉身移動的理由,例如青年聽到來做體力工作的菲律賓人說他在家鄉是一個演員,為錢才來澳門,映襯他卻準備遠行所抽的煙,代表他們在澳門遊移不定,背負的理想在被這個城市的生活逐一吞噬,唯抽煙而能消止。澳門並沒有他們能安定生活的任何元素,包括來了很久的人,外國過客,或者在這裡生長生活的人。

《澳門之年2018——洗衣機》(導演Maxim Bessmertny)中,一個說英語的白人,和通曉英、葡、粵語的黑人,在路環的家忙著處理他們壞掉的洗衣機。這是一套黑色幽默的短片,卻顯示出非粵語使用者生活在澳門的諸多不便。洗衣機是生活的必備物件,推著洗衣機的路程,再短也非常狼狽,在十分鐘之內注入澳門的符號,敎堂和廟宇,雖然有點突兀卻也有點不可免俗之感。值得留意的是,白人青年用英語說如何建立自己的生意說得頭頭是道,在生活上(推著洗衣機作為象徵)卻被本地人諸多刁難,從廢料回收場老闆、茶餐廳叫他們推走擋在門口洗衣機、以及最後與他們為敵的女子,都是說粵語本地人,這些人通通都是處身於他們生活的對立面的。這兩位黑、白族裔人士之「如何留在澳門」成為在這是一筆較側面描寫外地人如何在澳門生活的風景。

《澳門之年2000——最後一天》(導演António Faria)的場景,是2000年6月21日葡裔球迷在餐廳,透過電視看葡國迎戰英格蘭的歐洲盃大戰,也是在澳門當公務員的葡國人Félix下決定是否要回葡國的日子,卻在這個重要的日子,澳門女友告知他自己已經懷孕了。澳門對這位葡國人來說,不再只是供職且隨時可以放棄的地方,而多了骨肉的羈絆,說要離開已經不再容易了。相較於英語人士,葡萄牙人在澳門有一個完整的社區,片中明顯看到葡語人士有餐廳老闆、退休人士等等,置身社會每個角落,對於去留問題不是客人的位置,更多是處身於主要的位置。

《澳門之年1999——回鄉》(導演杜健康)講述回歸前一位從中國大陸來澳的新移民,當酒樓侍應、帶小孩,過著在八十、九十年代初澳門基層的工薪生活。主角因請不到假而難得回鄉見到母親,再次於觀眾前敘述了與母親的連結,並且時值宣佈澳門會回歸中國,回鄉—母親—回歸的意像便更加相映重疊。這一位中國大陸的移民,對澳門和自身的關係卻是肯定、非常實在的。這一段和António Faria的《最後一天》在同一部片裏非常相映成趣。

《澳門之年2012——最後一場放映會》(導演朱佑人)這是最為筆者感動的一套作品。短短十分鐘以內,是在呼應二十五年前自己的《亞明的澳門》的延伸,片中的後生女一句一句叫「導演、導演」的稱呼,其實就是二十五年的亞明。二十五年前的青年不知道以後會變成怎樣,二十五年後已經變成中年,並向觀眾給出答案。在會址觀看電影的回憶重述,就是解釋了一直為後來書寫澳門的人鋪路。片中剪有回歸十週年的紀錄片片段(不巧我當年在拍攝現場),朱佑人向片中少年(李智斌)問︰「你會不會用鏡頭紀錄澳門?」少年回答︰「會。」朱佑人再問︰「十年之後呢?你會不會紀錄澳門。」少年開始猶疑。朱佑人近乎執念的問︰「咁究竟,會?定唔會?你答啦。」在去或留這個問題上,沒有明講,朱佑人卻非常清楚地顯示出他的立場和態度。

《澳門之年》每一個小故事開始之時,會有一個年份的出現,告訴大家這是那一年所發生的故事。這是監製為這一部電影給這九名創作者定下的唯一遊戲規則。然而,我們或許可以將之視之為一個記憶的空間。由於過時未久,對於三、四十歲以上的觀眾容易產生強烈共鳴。由發生的年份我們可以錨定我們回憶的時間點,以共時的生命經驗融入電影之中,大概會想到︰啊,那一年我在做甚麼。這樣的感覺。然而,20多歲的觀眾則未必然之了。

記憶空間點像Facebook的Timeline一樣,20年之間哪一個時間點發生了什麼事,在這部片都是可觀看的故事。20年對澳門人來說不算太遠,而且20年間可以紀錄的方式更繁多,或者是錄影、錄音、照片、文字等等。我們可以透過生活上或是歷史上的碎片,去體會過去所發生的事,這些蛛絲馬跡越多,可以追溯的線索便會越多。電影正正是可以提供這種線索,不停地鞏固城市的記憶。

 

  《澳門之年》——一場持續了20年,「是去還是留」的情緒延伸(五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