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4 覆巢之下特別企劃藝文爛鬼樓論盡紙本
公眾與國際社會對修訂《逃犯條例》憂慮甚麼?雖然港府已表明政治犯不會被移交,但反對修訂的聲音直言,中國經常用非政治罪名去包裝事件,繼而拘捕政治犯。若修訂獲通過,任何入境香港的旅客都有機會被引渡回內地。記者如果在中國採訪政治敏感的新聞,回香港後亦有可能被人以各種理由引渡回內地。而內地的「公平審訊」及「中國式法治」一直以來都未能予人信心。[...] 「自毀防火牆」的舉動不獨香港獨有。另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澳門——也曾以「法外」形式將內地通緝犯移交大陸。2015年12月,澳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法》法案,涉及本澳與內地和香港及台灣的司法管轄區,處理包括逃犯移交等的司法協助安排,只是法案後來遭撤回⋯⋯有意見認為,若然香港的《逃犯修例》成功修訂,澳門必隨其後。另有人擔心,若香港沒有成功,則澳門要加緊立法,作為「榜樣」。

《不容青史盡成灰──六四採訪回憶錄》節選

#074 覆巢之下特別企劃藝文爛鬼樓論盡紙本

文:陳煒恆(1962-2007)

時間:2019年06月4日 9:09

編按:以下三篇文章均摘自《不容青史盡成灰──六四採訪回憶錄》(待出版),作者陳煒恆先生為當年前往採訪學運而留在北京時間最長的澳門記者。自2006年6月1日起,他於華僑報副刊「望松居專欄」上連載此回憶錄,刊了一個月。通過他在前線的親身見證,以及秉持作為記者的敏銳觸覺及報道真相的良知,使我們得知一些重要細節,為這場運動留下珍貴的記錄。
今天,特別節選當中三篇,與讀者一同回顧這場運動中重要的其中一幕,讓我們一同守住記憶,延續信念。

  

感動人心的城市

 

我從廣州乘搭的飛機是晚上七時起飛的,但一再延誤,令我急如熱鍋上的螞蟻。去到北京機場的時候,已是接近午夜[1]。

當我們的飛機降落後,北京機場便關閉,這是這天最後一班抵達北京的飛機。
我乘搭機場巴士到東四民航大樓,這班車上,有不少是剛下班的民航工作人員,她們在吱吱喳喳談絕食情況。從東四我改乘的士去北京飯店。
司機說,長安街走不了,無法進去北京飯店,問我停在王府井行不行,我說就停在王府井吧。

車子在王府井北京飯店東側停下來。我一下車,便聽到嗚嗚地鳴叫的急救車聲不斷,長安街路面一分為二,一半是遊行的隊伍,一半是專門讓出來讓急救車走,長安街交通全部停頓。這時,已是凌晨兩點鐘,遊行的人潮還是不斷,長安街上至少還有上萬人在遊行。

站在長安街與王府井交界的行人道上,我的心中既難過又感動:幾百個學生絕食已經進入第五天了[2],政府還是置之不理,人民心中既氣憤又無奈,拼命在籲請救人。
民怨沸騰政府卻還是這般冷漠。

協和醫院就在王府井,是最接近天安門廣場的醫院,這裡成為搶救因絕食虛脫學生的最主要醫院。十字車一輛接一輛,進出王府井,遊行的人自動讓出一半路面,成為十字車的專用車道。這情景已過去十七年,但仍在我腦海中歷歷在目。在酒店我放下行李,便立即去天安門廣場。

人潮把天安門廣場圍得水泄不通,但十字車的通道卻暢行無阻。沒有人指揮,沒有人安排,但有十萬人聚集的廣場,秩序卻這樣井然,在重大的危機面前,北京人顯示了超級的高質素。我心中充滿感動。

我在廣場東側進去,有人在我背後拍了一把。這漢子與我同機從廣州抵達北京,他在家中放下行李,便立即與太太到廣場探訪學生。這是牽動人心的時刻。◇(記憶之九)

 

(相片摘自「六四紀念館」

感動了人民

由於我兩天都沒有睡成,累到不得了,在天安門廣場逗留了兩、三個小時後,無法進入學生絕食區,我便放棄,打算天亮再來。

回到北京飯店,已是清晨五時,我吃了一包餅乾,倒頭便睡,幸好我的睡覺本領發揮出來。睜眼醒來,已經天亮,我大吃一驚立即洗了臉,跑了出去。走到北京飯店大門口,站在平台上外望,長安街上,全是人潮,人民已經忍無可忍,紛紛走上街頭[3]。

學生絕食已經一百個小時,就算涼血的人,也不會無動於衷。封建時代,君主也會假惺惺地說:「民為貴,君為輕。」

學生要求對話,推進民主進程,開放新聞自由,政府派袁木做代表,與學生對話了,但是卻耍了不少小動作。比如只與官方認可的學生會代表對話,其實,官方對這些官方代表也不大放心,直到會面前才通知他們出席,而這些學生也提了不少尖銳問題,但新聞報道又作了嚴格過濾,怎不激化矛盾?並且也造成了學生之間的分化。學生們認為官方學生會同學出賣了大家,背棄了公眾利益,甘心為政府利用。

我睡了兩、三個小時,精神大振,立即出酒店,沿西長安街,到天安門廣場。

這十里長街,除特別空出的讓十字車走的車道外,全是遊行者,馬路上還有不少小攤,在為絕食的學生籌款。天安門廣場附近的店舖,為學生送水送麵包,見者無不動容。

這一場絕食,爭的只是憲法賦予的最基本人權,不是為了一己私慾。它感動了人民,感動了上蒼,只是沒有能感動統治者。◇(記憶之十)

 

 

廣場和長街

由於學生絕食,遊行聲援的人潮不斷,十字車進進出出廣場,天安門廣場一帶的公共交通,早已中斷了數天。

十七日凌晨,我從天安門廣場東面進不去學生絕食區,於是,上午我便改從西面進去,這次進去出奇的順利。

當時廣場的情況是各校劃分了區域,用繩子拉著,作為分隔,記者要進入絕食區,要穿過一個又一個靜坐區。

我聲言我是澳門記者,於是,他們好快讓我進入紀念碑範圍。

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就設在紀念碑。有學生指示我要看記者證,我便把記者證給他們看,我依然可以暢行無阻。進入絕食區,我便看到不斷有學生暈倒,要作急救,有些學生不願去醫院,護士就立即即場為他們輸液。

大部分的醫生和護士,都眼含淚水,一邊抹淚,一邊為學生作急救。

我只能站在醫療站的遠處看著,以免阻礙這救人的工作。親睹這一幕場面,我心中也有說不出的感動,照相機對焦的時候常常對不準,因為眼中的淚水,總是模糊了眼睛。

絕食五天,已經有二千人次送醫院急救。

中央戲劇學院有十二名學生宣佈絕水,八人被送院急救,餘下四人被勸說後,暫停了絕水。中央戲劇學院的絕水區設在人民大會堂北側,就在西長安街邊,十分矚目。我遇到一位香港記者,她約我去新華門。經過「中戲」絕水區時,她說她有朋友在這裡,要去看看。她這朋友在中戲唸碩士,我們看到她正在忙出忙入。見到我們,她好快走過來,我問道,絕水的學生怎麼樣,她說三人送了去醫院還未回來,未說完,就大哭了起來。她大概已強忍了很久,被我問,當即失控。看到烈日下帳幕內奄奄一息的學生,我們既憤怒,又無助,呆立在長安街上,相對無言。◇(記憶之十一)

 

[1]編按:陳煒恆先生是五月十七日凌晨抵達北京的。

[2]編按:根據紀錄,北京學生自五月十三日開始在天安門進行絕食抗議,就在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巴契夫對華進行國事訪問的前兩天。

[3]編按:當天應為五月十八日。數百萬名北京市民發起遊行,參與者來自社會各階層,聲勢浩大;同一天,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人民大會堂首次與學生代表會面,但會談沒有取得實質成效。五月十九日凌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在溫家寶陪同下前往天安門廣場,探望絕食學生。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五月二十日,國務院正式宣布實施戒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