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政府常在強調「依法施政」？公共行政學者楊鳴宇有這樣的看法：從前澳葡政府予人感覺效率低、貪污、管理不善，所以何厚鏵一上任時主要要做兩件事：一是治理貪污，二是公務員改革。「他要這樣做，是（因為）特區政府需要重新建立合法（認受）性。回歸後，沒有選舉，但政府也要有合法（認受）性，靠甚麼？就靠管治績效。」
但後來歐文龍的巨額貪污案被揭發，公務員改革也不特別成功。「到了崔世安時期時，跟何厚鏵時期也不太一樣。2003年賭權開放後，澳門經濟急速發展，經濟好了，問題也增多了。社會慢慢變得更多元，政府要處理的問題亦更多，對政府的管治有更高的要求，但很顯然，既有歷史原因也有制度原因，特區政府顯然未好好地做好準備；未做好準備，不能好好回應市民的需求，市民當然覺得不滿意。」
「正常民主制度，政黨會落台，換一個人們覺得可以做到嘢嘅人上去，但澳門做不到。澳門做不到，又沒法回應時，怎辦？於是政府慢慢有一個類似擋箭牌——政府依法施政，甚麼都跟返法律去做，就好似已經做咗嘢。」
管治質量＝問責＋回應
楊鳴宇表示，從公共行政角度而言，判斷一個政府的管治質量會從回應（Responsiveness）和問責（Accountability）去分析，而現在特區政府的回應性並不理想。對於現時按照法律、程序沒辦法懲治一些行為有違公眾期望的官員，相關人士連道歉也不用，楊鳴宇認為，「如真的一個有回應性的政府，明知大家都唔妥這事，最少可以表表態，現在連表態都慳返，究竟又是想表達一個甚麼訊息？」他指，政府的行政制度設計是向上負責，非向公眾負責，「簡單的邏輯就是誰掌握了問責的權力？公務員的問責是對下、對普通人，還是對上面？」
「澳門的情況是，行政程序很繁瑣，但這繁鎖很遺憾地只限制了低級公務員和一般市民，高級官員是沒法去限制。從來對於高級公務員的問責方式，要不通過選舉，或到法院行政訴訟，但澳門基本上沒人這樣做。」
學者楊鳴宇。
接受反饋 促進問責與回應
他又提到，所謂「依法施政」可能存在幾個問題。「第一，誰有制定法律的權力？澳門立法會的法案99% 都是政府在主導，等於政府又當球員，又做裁判，變成一個閉環（closed circle），自導自演，其實問題從來沒解決。從這角度理解的話，為何會頻頻強調依法施政，其實是政府對於自己回應上的不足，又沒辦法用其他方式問責時，這是一個『擋箭牌』。」
他認為，是在沒辦法透過選舉問責的情況下，通過一些渠道接受市民反饋的地方，增加回應性。「但這做不做得成，就回到整個公務員體系是向上問責，要看上頭老闆有多重視。如他較重視，你收到反饋就跟着改進，但你畀完反饋後，究竟聽幾多，是沒法在制度上去控制他，你看澳門的公眾諮詢就知道了。」
他坦言，現在有重大制度缺陷，怎樣去解決沒有一個特別理想的方式。「幸運的話，如下任行政長官是個有魄力的人，重新啟動新一輪改革，由上而下可能會帶來一些改變，但如這方式如你不能將它制度化，不能變成一個大家都感覺政府有不對自己就可以去批評，批評後政府會有改進的；如政府和普通社會都沒將這文化覺得應要這樣做，就習以為常的話，我不會覺得在目前的制度下會有太多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