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坊間有聲音認為，在「依法施政」的口號下，法律沒寫明反對的，官員做了，即使再不合理，也難令有關人士下台，公共行政學者余永逸指，「落唔落台」不只是法律層面，也是文化層面。
「例如有某個官員有婚外情，令政府蒙羞，會自己下台，不會說為何法律沒寫明官員有婚外情就要落台。」「市民可能都有這迷思——法律一定要寫明，寫得清清楚楚點點點就要落台，但總有一些是法律沒寫，你又覺得：為何法律沒寫？你就明白，法律永遠會滯後於市民的道德的期望，永遠都會有這樣的時間差，無論怎去完善。這落差是法律永遠追不了的。到最後你會發覺，我們永遠都在這循環中，不斷批評。」
他坦言，如公眾這方面不醒覺，永遠會沉淪在這循環中。「為何常說用法律處理？用法律處理就永永遠遠法律都有漏洞，就有時間差，繼續在這時間差中，利用這法律漏洞，去得到我想得到的。」
運用裁量權 官員要有敏感度
余永逸指，法律層面及政府日常運作而言，行政組織或領導或官員定要有一些「自由裁量權」。「怎樣去用裁量權是重要的。而政府常說『依法』時，法本身未必有很大問題，法亦容許你有一定的裁量權時，政府應用甚麼標準去行使裁量權？而那裁量權是否合理？我們的官員就沒有了這個『理』。這『理』也包括『同理心』的『同理』。」
他解釋，一個政府的形象低落，是因為形象不符合公眾一些倫理指標。「官員用裁量權時，沒考慮到公眾因素。裁量權就是他自己決定曬點用，但不是的。社會會有一個Norm，簡單來說就一個標準，即社會的道德、倫理上的標準，這標準雖然不是很具體，但基本上大家如用同理心去想時，大家就會明白：如我這樣做，公眾可能會有一個這樣的考慮時，他們就會很小心去用這權力。但過去就是沒有。究竟是濫權，還是真的不知道？這我就答不到了。」
他又表示，在這方面，公眾期望官員對社會的期望要有敏感度。「這是委任他們時的一個標準。當他們符合不了這些標準時，或者他沒法適應或回應社會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行為時，是需要離開。其他地方你有否見到官員下台要寫明法律，在甚麼情況下他要下台？沒有的。這是文化上的。」
「我們有一個想法，就是用法律，出了事就罰。但第一，出了事是罰才好；第二，你是否知道他犯了法？吹哨者（舉報人）的問題就是，誰去吹雞，出來投訴？誰敢？是否有保障？出來舉報時，是否擔心份工？尤其你是公職系統中。」確實，就廉署2014年至2018年的工作報告顯示，匿名舉報的百份比正不斷上升。
建立問責文化 民間也有責
他表示，不論是否民主政府都需要處理問責問題。民間也要有這意識，不只是強調法律。「因為法律永遠是滯後於我們的要求，所以我們要展示我們覺得某行為不對，官員咁做是錯。」至於究竟甚麼情況下要落台唔落台，第一是政治層面的問責，第二是怎樣打造這種倫理文化。「我們不會希望每一次都有個官員出了甚麼問題，透過一定的社會動員，或政治壓力才迫使他落台。甚至乎當你有婚外情，唔使講啦，你自己識做啦，不需要動員。我們由最初沒這慣例，到變成有這慣例，中間可能有一定的政治動員或角力，但久而久之要建立的就是一套這樣的先例或倫理行為，即社會的標準，而這標準不是用法律模式去定。」
余永逸又認為，改善體制與誰當官員無關。「是新上場的特首是否有這魄力，有這認知。當然，我不知道這是否政府優先考慮的東西。但很明顯過去十年或五年，澳門政府在行政體系的改革是停滯不前，甚至是沒進度。只是強調智慧城市、電子政務，想着行政優化，但實際上沒針對核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