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的釜石奇蹟：日本大地震中讓孩子全員生還的特別課程》 作者：NHK特別採訪小組 出版：行人 出版日期：2018/02/25
因為與孩子們一起想著怎麼補足澳門最缺乏的災難教育，所以被這本《釜石小學的奇蹟311》吸引。最初看到書評，以為會是釜石小學生還個案採訪而已，未料讀到的卻是整個日本在311過後對於災難教育的全面再思考，每一篇都具有情感與討論的深度。
我們的孩子能做出堅定而正確的「生命決策」嗎？
書中第一個部分，的確是釜石小學孩子們在311當日的求生避難情況：因為正值長假前一日，大地震發生的下午，所有小朋友都早已放學。有的相約去海邊釣魚，有的與年長的祖父母相伴，有的甚至是與手足或只是獨自留在家中。大家卻不約而同地，在經歷極大地震之後，做了海嘯避難決定。
讀到孩子們做出「生命決策」的當下，令我非常羞愧與動容，無論是平日多麼頑皮或內向的小孩，在堅定的當下，依然珍視家人、朋友、手足的生命：在與弟弟前往高處避難的道路上，因為看到水陸續淹上來，想起在學校時學到「即使只到膝蓋高度的海嘯，也會把人沖走」而不前往避難道路，決定滯留家中的兄弟。或是平日害羞內向的女孩，在大地震發生後認為一定會接連海嘯，怎麼也要拽上家族三代人走上避難道路。其中有九個孩子相約去釣魚，在地震後看到退後的海水，決定集體走難，書中記錄了孩子們相互傾聽與決策判斷的細節，是大人也不一定能做得到的。另外一組十一個人、跨年級的團體也有一樣的情況，最後孩子們決定在前往避難的路上，讓低年級生走在中間，高年在前後，為了防止低年級生中途返家或體力不支的脫隊情形。
鄉土、家庭與社區連繫：「防災教育」最前線
書裡記錄的不只是生還當下，甚至是推動災難教育的片山敏孝教授長年以來的工作。因為預想防災是世代傳承的一部份，將「十年」作為工作目標的時間單位，而「孩子」就是工作的重點對象。
文中當然也提起在正規課程加設災難教育的困難，前線教師如何從反對到悉心參與教案的設計，並正是在教學現場變革，甚至讓學生家庭一同支持。例如在進行災難教育前讓孩子們填寫問卷，卻不回收問卷，而是放在信封中讓大家帶回去，讓家長知道孩子畢生遭遇海嘯機會之必然，提出「請看孩子的答案。下次遇上海嘯來襲，您覺得您的孩子，有辦法存活下來嗎？」的疑問。
更有翻轉對「災難」與社區聯繫的片面想法，將災難視為聯繫社區鄉土與生命教育的重要一環，讓住民用安居斯土、珍重與信任社區連結與土地的情感，來深刻思考災難為何，而不是用恐懼威脅，切斷人與鄉土的情感。
除了釜石小學孩子們在沒有避難指引卻成功生還的「正面案例」，也用一樣重的篇幅記錄另外一所大川小學，全校108人，卻高達70人喪命。本書將最沉重的案例，放在後半，一一紀錄事後沒有死因結果的「解討會」，對災難教育缺失的現場，充滿悲痛。
即使是「負面教材」，罹難與倖存，如何「活著」是無盡的追索
「釜石奇蹟」的探討運用，一樣可以發生在企業裡。岩手線的大船渡線，列車發車之後，地震發生，於是緊急停止。停車後收到來自運輸指令中心的要求將乘客引導至大船渡小學避難的指示。但乘客提出「大船渡中學位於高台，比較安全」，實習駕駛卻擔憂「可以不遵從指示嗎？」最後的結果，是剛好由長達十三年駕駛大船渡線的老駕駛員因為記得路線特徵，決定違背指示，聽從乘客建議。但書中討論的是，這樣重大災害裡，沒有半個乘客罹難，真的是「拜平日的訓練」嗎？真正的「奇蹟」，是由無數個「偶然」堆砌而成。看到如此重大的災難就在眼前，教育推動者不免也質問自己「平日的準備，真的有用嗎」。
奇蹟與嚴重傷亡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如果大川小學當時不是遇上放學接送時間、如果有家長提出在接送路上看到河川的現狀，或是有老師真的到河流堤岸上走一趟，結果是不是就會不一樣了呢？由「偶然」堆砌的「奇蹟」，是不是也同樣由「偶然」成就了「不幸」？
在面對災難，對生存反覆進行練習的情況下，人是否有能力決策生存，甚至在「沒有指示」或「不遵循指令」的情況下避難生存。「看得出」甚至「反對」原來充滿缺失的「指引」的能力，是怎麼得來的？又或者只是一種偶然？我認為是《311的釜石奇蹟》留給讀者的思考。
海嘯就在後方：釜石東中學和鵜住居小學的學生和當地…（引自書中 P.129）
災難教育依然要繼續嗎？
如書中梳理防災教育的準備至落實，實行者怎麼將它從「威脅式的防災教育」變革為「作法式的防災教育」，將它視為對鄉土認識的一環，或是視為孩子與家庭、社區的連繫，使受教對象清楚知道自己的命運就是村落的過去與未來，像這樣的生命教育意義，比認識災難與預防災難本身的更大。因為教育孩子們「活著」的點點滴滴，認識與防災，更是珍惜家人與社區每一生命個體實際表現。
災難教育依然要繼續嗎？「那一天，能見到海嘯，真是太好了！」這是一位小女孩說的話，她是當天海邊釣魚的小朋友中的其中一位，因為自己一個人存活下來，不斷去問為什麼。「我想要把我親眼所見告訴全國的人們。我想說的是地震發生的話一定要立刻逃跑，這段話我想要讓一百年後的人也知道。所以我不後悔那一天親眼看到海嘯。」
想要教會世人「活著是什麼」，這不正是教育的意義？
—
附註：澳門在「正常化偏見(nomoralcy bias)」運作的城市
正常化偏見(nomoralcy bias)
「人類在面對好事的時候，會覺得自己有擁有權(ownership)，但對於『你的身邊會有危險喔』這種壞事，則會當作『與自己無關』的資訊處理。」
面對災難的時候，群馬大學的片山敏孝教授認為我們都處在一種「正常化偏見(nomoralcy bias)」的危險裡。認為那是絕對與自己無關的事情。我想我們一直處在這種危機之中，面對重大政策或社會事件的無感，或是無法去思考環境變化與生態危機。
在往日相關主題的讀書會時，有讀者提出那或許跟人類在進入農耕生活後，改變遷徙模式、開始定居有關。現代城市的興建，如果沒有更大的災難與環境視野，「正常化偏見」就會出現。它可能表現不同的城市政策中，例如往地下發展的基建設備、填海與跨海橋樑工程、或者垃圾處理方式。災難教育會提醒我們「人如何與居所緊密連繫」，甚至是面對這些城市政策時更能看到、改變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