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署表示，將把二龍喉黑熊Bobo的遺體製成標本。
國際生物學泰斗珍．古德認為一個「好的動物園」在兒童身上扮演的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的確，動物園是否真的能有教育上的影響力，必先取決於展示品質的好壞。
幾乎所有去過動物園的成年人應該都會同意，兒時參觀動物園是一個很美妙的經驗，接觸「活生生」的動物與在明珠台觀看動物節目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感受，也是黑熊Bobo在眾多澳門人心中留下的烙印。這種經驗也會發生於與家裏寵物的互動；農場動物的接觸；甚至是野外動物的觀察上。電視節目所拍到的精彩畫面固然令人驚奇，但與個人經驗卻永遠無法複製與取代。
博物館（動物園是博物館其中一類別）已從過去只專注於搜集收藏品的角色轉為以展品、展覽教育公眾為主要目標，博物館教育存在後現代博物館已有50年之久。自19世紀發展至今，博物館的角色已不再是「放了很多東西的地方」而是肩負環境、人文保育的保育中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表示，環境教育的主要概念應該致力於提升學習者興趣以及對環境的意識。因此在環境危機日益嚴重的的今日，博物館教育的角色更顯得重要。
然而，展覽是博物館（動物園）經常使用的一種對外溝通及教育的媒介，透過展覽詮釋，動物園能夠傳達他們想傳遞的訊息、知識給大眾，且展覽詮釋的方法能夠影響遊客的感受及影響展示物所表達的意義。因此為了促進良好的溝通，了解遊客是誰，遊客對於展覽的想法，以及遊客參觀展覽的經驗更顯得重要。
文章開先講到，與個人經驗是無法複製與取代。但在動物權益的前提下，舊式動物園的管理及展示品質與現代動物園大有不同，活體動物的展示有一定限制，而標本展示正可補其不足，甚至可以加強教育的層面。現代動物園中不會再有世界各地的動物，甚至在城市發展迅速的地區可能連本地野生動物都難以觀察，以標本製作立體透視模型，展示整個生態環境，讓參加者可以嘗試親歷動物的生存環境，感受動物面對的處境。
台北市立動物園的設展也是值得參考的例子。台北市立動物園典藏豐富的野生動物標本，經常融入各種主題展示或解說教育以達致學術研究及教育推廣的效果。民眾可以透過標本的近距離觀察，甚至毛皮觸摸體驗更加認識牠們的獨特之處，以及各種形態特徵在環境適應上的意義。這種「近距離」的體驗是不能用於大部分動物展示，一來活體動物會受傷害，二來無法預視參加者與動物的互動。台灣著名標本師林文龍曾說，若沒從事動物相關工作，人永遠不會知道原來棕熊的毛這麼粗糙、黑熊的毛這麼柔順，因此要給小朋友實際體驗的機會，說不定這一觸摸，會改變他的一生。
網上專頁「我們的Bobo」一連三日於塔石藝墟的攤位放置了弔唁冊，兩日來有數十名市民到攤位寫弔唁冊。
Bobo標本爭議 源於市民對政府不滿
當然，標本的展示只是博物館（動物園）教育的其中一項工具。展覽的設計、相關的活動、傳遞的訊息等等都同樣重要，才能真正做到有影響力的生態教育工作。而反觀民署的往績，確令人難以信服：年頭的狗場風波，掀起了無數愛護動物人士的不滿，看到何謂官官相衛、有法不依。再看看民署對生態教育的努力，可能一般人都不知道、不清楚；問到底民署做了甚麼？可能只知道石排灣、二龍喉有動物可看，相應的生態教育活動都停留在做做小手作與導賞。問澳門現時野生動物的狀況，民署資料庫就只得鳥類跟白蟻。每次有研究結果亦只得新聞稿，想了解多點也不行。市民見到的是這些，又怎會有信心覺得民署做標本館是真要做好教育工作，而不是又再產出一個「大白象」？
是以，在標本問題上，其他地方的反應與澳門人基本上完全相反，其他地方民眾均歡迎明星動物屍體做標本，如台灣亞洲象「林旺」、香港美洲豹「小花」，當標本展示時以「回來了」、「重生」等字眼正面回應。今次Bobo標本一事跟不少動物問題一樣，並非單單是動保事件，一眾團體所講的「生命教育」也只是配角，真正的核心是「政治」。澳門人心裏一直抑壓着許多許多對政府的不滿。很多事情都不由我們澳門人自己控制、自己掌握，永遠受著政府、社團假諮詢掌控。Bobo標本一事正正是不滿的反彈，打着「好朋友」、「童年回憶」旗幟，想將自己「家人」屍首安頓好其實是對自己的掌控權的控訴，用着「動之以情」向政府表示不信任！
如果，當日民署沒有做標本、建標本館的言論，只是即時做憑弔式展覽，當以後標本館做好教育配套，再把Bobo標本放出來回響會轉風向嗎？從行政角度去想，如果政府連一隻動物的屍體都要搞公投（可惜澳門未有公投法），說要聽取各方意見才能處理，大家又是否習以為常覺得沒問題？講到尾，澳門人要認真問自己，到底是想還Bobo自由，還是想還澳門人自己自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