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彌士主教幼稚園發生多宗懷疑性侵案，日前有家長反映，帶小朋友到司警局報案後，發現小朋友出現焦慮、不安的情況。而司警回應稱會安排小朋友在一個環境舒適的房間，並安排2名受過小朋友詢問技巧培訓的女偵查員進行會晤，避免其產生心理壓力。時事評論員蘇文欣指，小朋友在不理解自己的身體為何會被侵犯時，當警方為他落口供，要求他再度重演情景，就有可能會出現「二次傷害」的情況。認為教青局應真真正正地跟進小朋友情況，提供更深切的治療。
對於警方的做法受到家長的質疑，蘇文欣相信警方已用盡可以使用的方法來為案件進行搜證，但是面對小朋友被性侵的案件，未必會是警方的專長。雖然警方會為小朋友提供舒適的地方，並由受訓的女警錄取口供，「但是我們的警員是由有受過向小朋友取證，尤其是向受過性侵的小朋友錄取口供的技巧？因為後者的難度更高。不是說帶小朋友到一個舒適的地方，小朋友就會一五一十地說出來的。」
而有家長亦指，警方只容許部分家長在錄口供時全程陪伴小朋友，部分則被拒絕。蘇文欣指，關鍵在於警方與幼童、家長之間能否建立信任的關係。他認為在相關案件當中，社工如何全程地陪伴小朋友至為重要，「信任的建立不是短時間內就可培養出來的，但是警方落口供的時間只有2.5小時，要在無信任基礎下將被性侵的事全盤說出來，就容易造成二次傷害。」
蘇文欣強調，二次傷害對於小朋友來說影響深遠，但有部分家長因為不希望小朋友勾起被性侵的回憶，而不去報警，「這不是一個對的做法，小朋友對於這些記憶，不會輕易地忘記，只是會壓抑著記憶。」
另一方面，未來當案件進入司法程序時，涉事小朋友的回憶可能會再一次被勾起，有家長建議採取錄音錄影作證的方式避免二次傷害。蘇文欣指，錄影錄音取證未必能成為呈堂證供，認為社工局應趁今次事件做一個模擬法庭，模擬整個司法程序的進行，讓小朋友可以提早得知法庭的審訊程序，讓小朋友取得相關經驗，較容易接受出庭作供，「不可能只叫小朋友在庭上將經歷說出來，小朋友就會照做，要以保護小朋友的角度出發，而過程中社工應全程陪伴小朋友。
學校、教青局通報機制失效？蘇文欣：應有預防性做法
蘇文欣認為，今次事件中，社會較為關注學校的做法、警方的調查以及政府的程序問題，卻較少提及到小朋友的安全、福祉問題。雖然政府不斷強調有程序處理相關情況，例如學校須向教青局通報事件等，但當通報機制真正啟動時，意味著事件已經發生。
「究竟係程序當中，能否有防禦性的做法在其中？」蘇文欣舉例指，西方國家早在多年前，已就針對小朋友的服務進行預防性的規範，例如女童院中除了看更可能是男性外，其他的職位都必須要由女性擔任，而所有工作人員在入職時亦須接受品德檢查，看他們是否存在案底，或是否有類似性侵的投訴，「若果發現有問題，是不能聘請的。」
蘇文欣亦指，另一個存在的問題就是通報機制，學校有義務向教青局通報懷疑性侵事件。但指，自去年10月發生首宗學童疑被助理員性侵的事件後，學校明知校內出現如此的事件，但卻以「忘記」來推搪，做法不能被接受，「學校遲了通報、不通報又會如何？是否會受到處罰？那些不受教青局資助的學校又要如何？」
蘇：應讓小朋友知道自己的權益
蘇文欣亦指出，雖然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適用於本澳，但是當全世界都鼓勵小朋友參與公約時，本澳就缺乏了相關的工作，「西方國家十分鼓勵小朋友去參與公約，讓他們知道自己的權利，尤其是對自己身體的權利，這都需要一個長遠的教育。」他認為，要保障小朋友免於被性侵，不單要在刑事範疇上下工夫，更要將小朋友放在主位，加強對小朋友及家長的教育，讓小朋友知道自己的權益，以及如何保護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