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走進老齡化甚至高齡化的現實，有關老人問題、醫療、生死議題等的討論也日漸多起來，然而，較多人關注的可能還是有關福利政策方面的問題，卻較少有談及老人與照護者、家人之間這些其實更埋身的問題。去年，香港一部以此為題的紀錄片《伴生》引起廣泛討論，影片記錄了三個家庭的子女與老人之間的照護關係，拍攝長達三年，當中不少對話、訪談，除了反映很多人正在面對的真實狀況，也讓人反思生命意義。今年的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把此片帶來澳門，上周六在戀愛・電影館進行了首場放映及映後座談。
導演黃肇邦（右）和監製卓翔。（攝影：Ngan Wa Ao）
不想帶著假設性問題來做紀錄片
導演黃肇邦的首部作品《子非魚》紀錄香港鮮魚行學校一群活在貧窮線下的小學生，探討香港的貧窮問題，《伴生》是他的第二部紀錄長片，同樣觸及社會深層，以至人性深處的死亡議題，黃肇邦認為這正是自己所一直關心的。
「我覺得做紀錄片最重要的，首先是我要關心這個主題，否則就只是為拍而拍。紀錄片對我來說是一個創作，當中所呈現的問題我會不斷去思考，但我不能單以自己的思考去引導當中的呈現。我作為一名旁觀者，先要去理解和感受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的關係，盡量誠實地把這三年中所觀察到的東西記錄下來，然後嘗試以三個層次來呈現。
我也會警惕自己不要先帶很多假設性的問題，如『安樂死』可能是很多人所關心的，但仔細觀察這三年的拍攝，其實受訪者們並沒有真的談及這個問題，而在這以外其實還有很多迫切的問題，如病人可以有『預設醫療指示』的權利等，很多問題仍未被足夠認識，這些都希望藉著影片能引起更多討論。」
《伴生》中陳小姐與父母在尖沙咀海旁。
老齡化與少子化的社會中，照護壓力更大
該片自2016年亞洲電影節播放至今已在香港多家影院上映，黃肇邦也出席了四十多場的映後分享，他說不想放過可以與觀眾直接交流的機會，每一次都聽到很多觀眾的故事。
「有些觀眾看完後還帶父母來再看一次，戲院內平時少用的輪椅位也滿了，也有不少醫護人員來看，在這幾個月內我聽了很多，也有不少尖銳的問題；通過這些分享，我發現大部份人非常缺乏交流，而香港的照護壓力是很大的，很多人是藉今次才把問題說出來，而積累太多會成為壓抑，家人的情緒也是需要支援的，尤其照護者是需要經驗和知識的，不是單憑愛心就可以，現在社會走入少子化，這種照護的問題更有需要去學習，有時學識愈高，放下的難度愈大；像片中的陳小姐是家中獨女，她獨自面對老人的壓力，正是片中所呈現出來的問題。」
影片如投入水中的石頭，不止感染力很大，帶動的延伸討論亦超出導演預期。
「在拍攝的時候，我還不是很具體地知道老齡化問題的嚴重程度，拍完後統計局出了數據，才知道在廿年後的香港，每三人中就有一個是老人。映後座談又聽了很多觀眾的故事，我們還只是想在片中呈現家庭關係，探討老年照顧、生死、孝義等倫理問題，但原來社會已來不及解決這些，因為還有很多迫切的問題，原來我落後到不得了，我還停留在人文關係，追不上人口衰老的速度。當這影片推出時，觀眾原來期待看到更多東西，但我的影片真的無法解答這麼多的問題；我不是由社會現象而帶入故事的，不是因資料而拍攝，我只想你認得這些老人家，知道他們與家人的故事。」
《伴生》中陳小姐與父母。
導演希望藉著影片可以令社會更開放地討論安老、養老等問題。
「無論安老政策還是照護觀念，香港還是很落後，還是在想有錢就去請私家看護、去老人院，或者就留在醫院，很多人都以為只有這些選擇。對年青人來說，他們很快就要負擔這些老年問題，我們社會未來是否可以有更多安老的選擇？這是我希望電影能推動大家去多考慮，以至作出改變的。」
隨著生命進程而拍攝，得到不少啟發
「其實選擇這三個家庭，首先是自己單純地好喜歡他們，松哥與太太玉梅、沛叔和太太阿金、慕賢婆婆與兒子，開始時還不了解他們的背景，主題在拍攝過程中也一直未有去確定，只是跟著受訪者的生命進程去拍，沒有前設。直到拍攝陳小姐與父母在尖沙咀海傍的那一天，我覺得拍攝到這裡應該要結束了，然後回去梳理這三年拍下來的素材，才慢慢發現『伴生』這個主題，發現原來我最想呈現的還是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係。」
「《伴生》這個名字就是形容自然界中兩個生命體在共同的環境下，後來的生命依附著先長出來的生命而成長，相互關係是有喜有悲、千絲萬縷的，就如同我們與父母的關係。」
在拍攝過程中所得到的啟發，也幫助他克服一些自身困難。
「可能由於經常進出醫院等場地，身上也帶著較多負面的壓力，在拍攝一年多後，有一天突然患上面癱，後經兩個月的治療才慢慢復原，而在這段時間中也戴著口罩繼續去拍攝，本來感到難受，但當去到護老院時，他們知道後竟說小意思，繼續沒事般跟我聊天，請我吃東西，這種處之泰然也感染了我。那一刻我感覺到人在遇到無力感或壓力時，反而更應該行前一步，解決當中不透明的地方，這也是建立關係的重要，不要收埋自己，要釋放自己，朝問題的源頭去積極解決。」
《伴生》導演黃肇邦。（攝影：Ngan Wa Ao）
機構的信任與支援，更大於資源
在黃肇邦拍《子非魚》之前，便已經想拍這方面的題材，不是因社會人口老化等有關，而是更純粹地與自身經歷了一些死亡有關，也思考到成年人的責任，想了解照顧者和被照顧者的關係，但一直礙於未有足夠條件而暫緩。
「直到放映《子非魚》時，我遇到東華三院的社會服務科主任，他很喜歡《子非魚》，問我下一個計劃想拍什麼，就是在此機緣中便開始了與東華三院的合作。在他的幫助下，我先去東華三院的院舍做義工，得以了解到很多老人、家人和前線所面臨的問題，也能進入醫院、護老院等地方拍攝，解決了很多拍攝上的困難，這些幫助更大於資源。」
紀錄片的拍攝往往比劇情片時間要長，需要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和思考，對各方面都是一個挑戰。
「其實在拍攝的三年中，我與東華三院雙方都不知道這個計劃是否終能完成，但他們從來沒有給我壓力，對我的創作給予很大的尊重和信任，更重要是大家志向相同，我尤其感謝這位主任，他的人文關懷對我是很大的支持力量。反而是我自己在拍攝過程中會不斷反問所拍的內容對當事人、對社會有否幫助，很感恩的是被拍攝者們從來沒有這樣質疑過我，也沒有拒絕過我，如松哥（片中一位老人）在離世前跟我說，希望我能完成該片，不要放棄。我要相信影片的訊息和能量是可以傳遞給更多人的，不要白白浪費這些受訪者願意分享的心意。」
導演黃肇邦和監製卓翔在戀愛電影館放映後的座談。（攝影：Ngan Wa Ao）
紀錄片在香港的拍攝與發行困難
《伴生》的監製卓翔是影片背後重要的推手，他致力推動紀錄片在香港能為大眾所認識，能像一般電影那樣在影院放映，引起更多討論和關注。
「紀錄片開始慢慢建立一個公眾觀賞的基礎，會付費進電影院，可能是自09年張經緯的《音樂人生》開始，觀眾也開始明白紀錄片可能需要花更長時間去拍攝。我們發現很多人拍了紀錄片，但沒有很好的放映平台，可能只在一些電影節中播兩場就消失了，只有很少人看到，影片未能產生足夠的意義和發揮它的功能，所以我們成立『映像先驗』，就是以這個為目標，希望能做好發行，把紀錄片放入影院，也希望能讓紀錄片導演得到更多時間去拍攝。」
推動是重要的，但如黃肇邦所說，在香港拍紀錄片仍然很難生存，一來資源不多，二來需要的人手幫助也是多的，如果自己沒有工作便好難維持。
「在這三年拍攝中，要全職工作才能維持。我拍紀錄片已踏入第九年了，一直都是一人工作為主，《子非魚》就是這樣，連音樂都是自己做，但後來我覺得不應由一個人做所有事情，我更希望能有團隊的支援，今次《伴生》是我與攝影師兩人完成。我相信有心人是很多的，我在尋找志向相同的團隊。」
儘管在一個如此不確定的環境中，但通過多年持續工作，反而使他們對紀錄片的力量愈來愈肯定。
「紀錄片是關於人，這是首要的。我是一個很貼地長大的人，小時候住在舊屋邨，讀書成績不好，也曾做過餐廳、賣過球鞋，見到很多不同的人，我想知道每一個人成長的背後遇到了什麼，而這些都決定了你是一個怎樣的人，造就了這是一個怎樣的社會，我一直在片中所關心的主題都是『成長』。
我以前是讀新聞系的，拍紀錄片是因為可以自己一個人完成。我現在也與學生說，先嘗試拍紀錄片吧，先表現一下你的世界觀，我覺得要先了解自己，了解這個世界，才能做創作。紀錄片是直指人心的，我相信紀錄片的力量可以好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