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諮詢項目五花八門，諮詢方式繁多，由諮詢委員會、民意調查、諮詢文件、諮詢會議、官員親臨民間主辦論壇解讀政策、委託民調機構，收集在主流媒體及網絡媒體的民意等等。然而，政策一出台就「柴台」情況愈來愈多：輕軌路線阻擋皇朝區觀音像的景觀，被指褻瀆神靈; 政府為興建加油站，準備拆毀氹仔麗景灣酒店附近小公園改建，被附近居民指責事前未有諮詢; 「置安居」文本一出，就被指「澳人澳地」「被消失」。一連串的事件，再一次暴露公眾諮詢的缺失。
澳門政府聲稱，在政策醞釀階段向公眾諮詢意見，但到政策推出時引起市民不滿的尷尬局面，曾經多次出現。輕軌原本經過倫敦街，政府指方案得到坊會支持，卻引起附近居民反對，在公眾、廉署、以及審計署壓力下，政府唯有把輕軌走向改為海邊，拖延施工期。2011年底政府推出西灣湖夜市方案後，集中向大社團諮詢，一般市民並不知情。到2012年，政府指大部份市民支持方案，結果引起公眾強烈不滿，最後政府重新進行諮詢及民調，發現支持方案的市民只佔少數，最後擱置方案。
澳門諮詢制度的流弊，與管治模式息息相關：澳門的管治源於殖民地時代，透過把大社團領袖吸納到諮詢會、立法會、以及各級諮詢組織吸收民意。賭權開放後，政府財政收入暴增，在審批經費時對親政府社團特別關照，擴展親政府勢力，弱化反對聲音，穩定社會秩序。然而，社團領袖往往由社團高層以協商方式產生，公開選舉只是形式，並不代表社團成員授權社團領袖代表他們向政府反映意見。在過去公民意識較薄弱的時候，市民只求有社團領袖為他們出頭，解決貼身的民生問題就心滿意足，對參與社會事務的能力及興趣不大，因此在當時，這種吸納民意及潛在反對勢力的方式頗為有效。
然而，這種吸納方式，隨著經濟發展、市民教育水平提高，澳門人的公民意識亦逐漸增加而漸漸失效。這些市民當中，許多並沒有被社團吸納。互聯網興起，令市民不需透過社團代理，也可以互相連結，動員志同道合的朋友，掌握相當的資訊，參與共同關注的社會事務。即使是社團的成員，也不一定樂意「被代表」：在「離補法案爭議」中，有專業團體領導公開支持政府，團體成員卻公開澄清，指領導的意見只是個人立場，與團體無關。出於選舉上的考慮，即使最親政府的社團，有時也要顧及民意，「忽然轉呔」「為反對而反對」。離補法案及西灣湖夜市，正好說明親政府人士有需要時也會「急轉彎」，陷政府弧立無援之地。
要改善諮詢制度，澳門政府應該改變委任委員及議員的方式：重點吸納的目標，不應是獲政府大額資助但無民意基礎的社團成員，而是在立法會選舉中得票最多的候選人，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社團。這些人士及社團出於選票的考慮，對民意較為敏感，有強烈動機在發表意見時反映市民意見，令政府政策制定時，多聽一些「真民主」意見，少聽假話空話大話。
另外，有諮詢委會抱怨，政府往往先有政策後作諮詢（或通知），委員以及市民無從在政策蘊釀階段提供意見，諮詢變成走過場，委員變成橡皮圖章。在公開諮詢會，官員往往落力推銷政策，多於聆聽市民意見，甚至與市民辯論駁火，這種諮詢陋習理應革除。
政府亦需盡量放開資訊，包括開放立法會分組委員會及諮詢委員會會議，讓公眾旁聽及傳媒旁聽，監督議員及委員言論是否合乎民意。另外，現時許多政府文件都蓋上「保密」字樣，委員即使有心諮詢市民意見，有時也因恐怕違反保密要求而裹足，因此政府有需要制定「資訊公開法」，盡量將政府文件公開，限制官員濫用保密權，並設立委員會，當市民被政府拒絕提供所需資訊，可以有投訴的渠道。市民掌握更多文件及資料後，便可以發表更有建設性的意見，令政策更完善。
諮詢的方式還有很多，例如源於丹麥共識建立會議、公開聽證、公投、重建市政廳等等。至於採取哪種諮詢方式，自然要看政府及市民可以「去到幾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