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月前，我踏進校園、執起教鞭的第一日。同事跟我聊到自己多年的工作經驗。她說，永遠別跟同事說「那個學生其實沒那麼壞」。因為，這句話幾乎就等於是在暗示：「只是你不懂教而已。」
然而，大概是新老師的緣故，入職尚不到半年，我至少聽到了這句話四次，我不得不盡力壓抑自己心中的不安。為什麼學生被稱讚，會讓老師覺得自己被批評？我不禁納悶起來。也許，這微妙感覺背後所暗示的，是教育界永遠無法擺脫的窘境。
（圖片來源：Brad Campbell (2012), The (Flawed) Culture of Education Today, mathtothetop.org ）
那個不得不踢的皮球
一百年前，當教育學還很年輕的時候，教育失敗主要是學生本人的問題。教育專家量度問題學生的頭骨大小、追溯他的血統，用小槌子敲打他的腿關節，然後把「他」標籤為人類進化過程中的失敗產品。然而，進入廿世紀，專家們開始把目光從小孩身上移開，游移在小孩的生活圈子中找尋該為教育失敗承擔責任的倒霉鬼。父母當然首當其衝──畢竟，在學校普及之前，教育主要是家庭的責任。在我的孩提時代，家庭所承擔的教育責任達到高峰。籠罩在嬰兒潮的陰影和葡萄牙教育政策的不作為之下，90年代的家長強迫症似的滿足學校那怕是最無理的要求。在我的親身經歷中，老師會給學生開出一些超越他們能力的美勞作業，然後快樂地帶著家長捱夜替子女完成的作品去參加校際比賽。
然而，數年後，當我從外地留學回澳，卻驚訝地發現學校已成為教育界的眾矢之的：學生出問題，一定是教育方法不對。不知不覺間，原本我們也走到了一個連學生在家裡罵髒話，家長都能打電話去教青局投訴學校的時代。在家校合作的大旗之下，是學校、家庭和學生之間在為「邊個揹鑊」而展開的激烈角力。
事實上，教育責任的釐清原本就是極為困難的事。到底甚麼叫「學生自己的問題」、甚麼是「老師教得不好」、甚麼是「家長不理小孩」？權責不清的結果，為互相卸責提供了誘因。此外，教育成敗背後的社會因素無遠弗界，從居住環境、貧富差距、大眾媒體、社區營造、文化發展、乃至政治制度、交通問題都有關連。偏偏卻只有教師、家庭和小孩需要為教育失敗被「問責」，也難怪家校之間會互相「踢皮球」──因為這皮球的重量來自大千世界的諸般罪孽，原本就不可能是家長或學校任何一方能承擔的。
這很大程度也解釋了，老師的心態為何總呈現出兩極化的現象：不是把責任全都扛在自己身上，就是把責任都推給社會。這最終催生出一個荷馬史詩式的悲劇：一方面，充滿熱誠的老師一般「唔擺得耐」、憂鬱症、輕生在教育界時有聽聞；另一方面，「睇開咗」的老師則長做長有，刀槍不入。他們在教員室湊仔睇戲打牙骹，開心幸福地生活下去。
罪惡感的極限
由「太執著」到「睇化哂」，教師心態的變化，可能就萌芽於剛入職的第一年，當我們開始為學生被稱讚而感到不快的時候開始。就我觀察所得，新老師由歇斯底里地從自己身上找尋問題，「我覺得自己教得好差」、「唔知道應該點做」，到同仇敵愾地和同事一起批評學生的學習態度，是在剛入職數個月內就能完成的蛻變。儘管老師的神聖形象已經在媒體的炮轟下蕩然無存，但人們仍多少期待著老師「應該」是個聖人。這使老師很難承認是自己的「唔識教」而讓學生變壞、對知識失去興趣。因為這當中所背負的罪惡感，並非一個人所能承擔的。而同一時間，教育的其他社會因素 ── 例如學生的天份和父母的管教 ── 都正在向你招手，引誘著你把所有教育責任都歸咎在它們身上。
「背多分」和多數暴力
一旦教師再也無法背負自己的罪惡感，並開始「踢皮球」時，很多奇怪的教育現象便應運而生。這裡指的絕非只是以壓抑著怒氣的微慍反駁著在電話另一頭的家長而已。填鴨式教育受盡唾罵卻屹立不倒的原因，就在於它有效地把教師的責任轉移到學生身上。對教師而言，以課堂為本的教育和思考性試題代表著毀滅性的風險。因為教育失敗的結果將直接反映在考卷之上，而老師、社會和學生自己的責任都會一併被算到老師的頭上。相反地，一旦在大考前派下與考題高度重覆的複習紙一疊讓學生把它生吞活剝吃下肚裡，老師自可安枕無憂。因為待考試結果一出，老師就能理直氣壯地抱怨：「比哂佢地背佢地都唔背，你話死唔死呀！」相反，如果考試考的都是思考題，一旦學生成績差，老師便須承擔教不好的罵名。老師嘗試把教育責任「外包」給社會的結果，是直接地把教育排除在校門之外。
除了鞏固了「背多分」的體制外，多數暴力亦成為一種界定教育責任的鐵律。一個流行的說法是：如果你教的29名學生都拿70分，只有一位拿30分，這就說明了不及格是那位學生「自己的責任」；同理，如果你教的班級整體成績比別班低，這樣就是你的責任，而不是學生的責任了。在這種現象下，教育更多是老師與班級之間，而非老師與個人之間的關係。人們曾認為小班教學能杜絕這種現象，而未有看到背後更深層的原因，實來自於老師自己的心理壓力。
到底要如何解決教育界「踢皮球」的陋習？老實說，這不是我這個教育界新鮮人所能回答的問題。不過，我的看法是教育工作總是永遠與罪惡感並存 ──畢竟它獨力承受著整個社會所應付的教育責任，問題是老師承擔這份罪惡感和繼續走下去的韌力有多大。一旦老師拒絕或無法再承受這份罪惡感，離開或「踢皮球」就成了唯一的選擇。
（圖片來源：Jess (2013), Finding Good Books to Read: How-To, jessmountifield.co.uk ）
── 小城教育反思系列（二） 前些日子，網路上流傳著一條短片，內容是韓國選美，二十幾個佳麗們竟然如此相像，除了髮型和衣服，二十幾人的五官，眉心開始定位，眉毛、鳳眼、腮頰、鼻子和嘴，都恰如其分的放在「適當位置」。五官面相有了「美」的標準，「不達標」是不是就等於「醜」呢？ 老師都知道，每個學生都有所不同，人的資質不可能等量齊觀，一個又一個的量化標準，一次又一次的達標考試，學生們的才能為了達標被塑成罐頭一樣量產，考過了試，切合了標準。這個人是不是走了樣？老師是不是應該像整型醫生一樣，將學生的素質置放在標準上，就完成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