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在小城使用繁體字、說廣東話不單是日常，更是重要的本土文化象徵，同時也構成世代流傳對「澳門人」的身份認同和文化傳統。這些文化的獨特之處亦構成澳門——一個小而迷人、吸引的小城，亦塑造了一群樂觀、知足，是非分明的澳門人。然而，小城人們會憂慮未來有一天這些光景消逝，社會上漸漸越少人書寫繁體、講著流利廣東話嗎？活在小城，人們又該如何對文化更迭抱持信心和希望？假如有一天，城裡文字被簡體取替，人們惋惜嗎？

五月一日是國際勞動節，亦是為勞動階層爭取權益的歷史而設的紀念日，在澳門是強制假期外，更是呼籲人們關注自身的勞動價值、檢視本澳勞動權益以及福利的好時機。疫後復常逾一年多，究竟本澳打工仔的勞動狀況是在改善，或變得更差？往年五一，本澳街頭皆可見工人和勞動團體上街遊行表達訴求，惟自疫情三年開始漸見式微。疫情期間，本澳失業問題嚴峻，在疫後經濟復甦之際，本澳居民在就業方面又是否已漸漸變好？或只是表面現象？

政府在去年十二月展開《海洋功能區劃》、《海域規劃》及《海域使用法》公眾諮詢，其中一個重點關注便是「生態島」。然而，該項目總是欠缺詳盡、核心的資訊，許多問題仍然不清不楚、避而不談。對於市民、保育團體不斷提出的質疑和反對聲音，如對於建設「生態島」將會破壞中華白海豚的棲息地、現存廢棄物的成份組成及是否有毒等，均沒有詳細提及。目前已確定的是，廢棄物中所包含的「爐渣」應為焚化爐的底渣，含有濃度不低的各種有毒重金屬。這樣的有毒物質用作填海，如何確保不會對海洋生態造成污染？

澳門在面對老齡化社會帶來的種種挑戰，一系列與長者相關的問題亦考驗特區政府及社會服務團體的智慧。社會發展之下，人際間的疏離似無可避免。「孤獨死」案件重複發生，即使難以準確估計身處死亡現場的人們的身份和年齡，必須強調的是，缺乏穩固支持與社會能見度的長者們是「孤獨死」的高危族群。在這些長者因自然或意外離世之前，我們無法得知他在陰暗、絕望裡曾有過的掙扎。

從近期一次取消事件開始──官方城市藝穗節原有節目《造美之城》被文化局橫蠻腰斬，背後原因當局從未闡明。關注此事的社會大眾再按捺不住，發表意見之餘，也藉以回溯過往二十年本澳藝文發展環境的是與非，是倒退或前進？原來不由得你自行想像。在澳門，籌備每個演出，整個團隊在其中有如鋼絲上行走。從藝團行政、申請補助、審批資金、徵選評審、物色場地、排檔期、官方給出意見、藝團人員徵集、排練等等⋯⋯多樣環環相扣，更是處處受掣肘，最後集大成演出節目，但最終還不一定能報銷拿到資助。說的是，文產基金曾發出「溫提」，以涉「色情、暴力」這一刀下來，便可收回資助。缺錢、缺人力、缺官方尊重。樣樣荒誕，我們能期待怎樣的「演藝之都」？

復常後，居民節假日外遊意欲明顯增加、本土消費力可見流失，不少民生區中小企反映，經營反而比疫情期間更困難。雖未有官方數據作佐證，但不少商戶所表現出來的憂慮卻「無花無假」。有商戶將原因歸咎於「澳車北上」，生意流失後難以補充，尤其是民生區飲食業經營狀況未如理想。即使個別「網紅店」受惠，整區經濟亦難被帶動。不單只營商者留意到本澳居民減少在澳消費，立法會議員、商會成員等也不時將本澳的「消費外移」情形搬出來討論。然而，討論方向卻模糊。意見要麼是鼓勵中小企創意經商加把勁、或是要求政府加大對工商業補助力度。如何面對城內空市，鼓勵居民放棄「物美價廉」，回頭看看澳門能買到、看到、吃到什麼屬於「本地出品」，一時之間，相信無人有答案。

怎樣的城市面貌定義了澳門？是金碧輝煌的賭場、渡假村、人山人海的大三巴景點和手信街；是巷、圍、里間保存上百年歷史的人文風景；還是填海區棟棟新建的高樓大廈？澳門人遊走其間，穿插在遊客人潮之中，如何定位自己曾住何處、曾經是誰、如何確信從小到大擁有過的人情和街坊關係尚存？澳門或可被一刀劃開兩半。一邊金光閃爍耀眼，象徵賭權發展以來賺得的經濟效益；一邊雋永低調，自歷史城區申遺成功以來，城市保育成為澳門引傲的代名詞。澳門人站在歷史悠久的土地上，不禁在新舊分裂的界線上感到暈眩——這一刻，人們應擁抱哪一種價值？又往何處去？

特區政府由今年七月二十五日起陸續公佈由六大博企負責活化六個片區計劃，以「政府主導、博企出資」模式，冀借用博企營運大型項目的經驗，吸引遊客入區帶動周邊中小企經營。無庸置疑，舊區活化是一個既重要又棘手的議題。然而，當局及博企所發佈的有限資訊中，無論區內持份者或廣大市民亦只能管中窺豹、略知一二而已。至今，這些活化項目究竟為舊區注入活水，或只會致文物遭破壞、甚至抹除街區文化及足跡，尚未可知。博企以其商業思維及手段來策劃舊區活化，對企業及當局都是新嘗試及挑戰，對區內文化及價值必然帶來不確定性。事實上，為舊區注入活力從不易，必須達致新元素與舊區內文化氛圍和諧共存的平衡，也需要一段「撞牆期」。

澳門的書店比例較港、台來得少，當中部分倚賴銷售教科書維生，而獨立書店寥寥可數。事實上，本澳甚少的閱讀人口直接限制了書店的發展空間。當公眾只關注娛樂需求，也習慣只在「吃、喝、玩、樂」上消費，不買書、也不讀書，閱讀人數自然不會增長，從而又窒礙書店發展，如同進入死胡同。政府滯後的文化政策也限制了書店的發展空間，而所謂鼓勵「文創」發展，也只限於表面的節慶活動、文創商品上。即使本澳書店少，惟大部分艱難生存，卻無法得到政府扶持。書店與商業機構無異，必須面對昂貴的租金、人力、經營成本等壓力。要生存便幾乎耗盡全力，更不用說有餘力去尋找書店的特色和定位⋯⋯

今年六月，本澳發生一單駭人聽聞的傷人案。一位女士曾在二〇一七年控前夫家暴，兩人亦於二〇二〇年四月離婚，惟在三年後的六月她在街上被前夫以鐵鎚重擊頭部，身負重傷。社工學者何穎賢就指出，一旦家暴受害人決心指控伴侶施暴，在立案與訟訴期間處境最危險，有機會被施暴者報復。不料鐵鎚傷人案的受害人已重獲新生多時，仍未能預計前夫有報復心態，可見現行制度漏洞，無法長期追蹤每一個施暴者的身心狀況和動向。明顯地，這一鎚不單嚴重傷害這位婦女，造成難以磨滅的陰影，更是敲響《家暴法》警鐘，究竟該法防治家暴的成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