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觀察及親身嘗試做水客的過程，水客作為一種職業，從業員之間的互動只限即時性，多以一個人行動為多，未有出現任何組織性的互動；因此，並沒有出現任何的任何組織化及領袖的情況。而本地社會也沒有團體去組織接觸水客人群，或許水客本身沒有以水客的身份向團體求助，以致社會並沒有看到水客作為一個群體存在的需求。
以下特別走訪了水客集散地的北區內兩類社會活動組織者，分別是基層直選出身的立法會議員區錦新先生，以及傳統社團街總轄下的馬黑祐居民聯誼會秘書長蘇先生及副理事洪姑娘，談談他們眼中的水客現象。
區錦新：水客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直選議員區錦新認為：「水客」的行為是一種生活方式。只要一個地區的經濟狀況存在物價差異時，就有「水客」的出現。另外，就業條件的好壞、社會福利是否足夠都是「水客」出現的因素。現時水客的年齡層多是中壯年、老人，大多數都是處於社會低下層人士，近年多了很多外地遊客和外勞。以下是區議員對經濟因素、歷史因素和法律因素的看法。
經濟因素：因賭權開放，本澳現時的就業條件是對年青人有利，因為博彩業的逢勃，而且其職位所需的年齡層都以青人為主，其餘的是外勞，甚至是黑工。因此中壯年的人士的職位選擇變得少。
歷史因素：八十年代有一批內地人(廣東、福建)分別偷渡到香港和澳門，但因為一些外在因素的影響，令一大批較為有知識水平的人去了香港，而去澳門那一批是低學歷、低技術的人，例如一些農民等。當時澳門正處於製造業蓬勃的時期，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而且沒有學歷的要求，而這班內地人正符合他們的要求，所以當時有大批的內地人士都會到工廠打工；九十年代中後期，製造業開始衰落，本澳的工廠陸續遷往內地，此時，從事製造業的工人，大多都被僱主解僱，加入了失業大軍；零三年，澳門賭權開放以後，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而吸納對象主要是以年青人為主，而那批失業的人士已是中壯年人士，甚至步入老年期，加上他們是學歷低、技術低，所以在社會上缺乏了競爭力，而因應這個情況，政府大量輸入外勞，與此同時，也出現大批黑工，但其中有些本地人也得到就業機會，可以繼續在社會有一份正職去維持自己的生活。但那些競爭力低的人或失去競爭力的人士，雖有一份正職，但只能維持基本的生活需求，加上物價日漸高漲，所以就以做「水客」去幫補家計。
法律因素：由於澳門是一個自由貿易的城市，對於貨物的出口管制和執行得對外貿易法較為寬鬆。不過內地對執行法律會因應其政策而去確定執不執法，當要嚴厲執行法律時，內地海關會拘留，有時幾日，有時會一個月或兩個月。
在社會上，暫時沒有一些較為有效的方法去介入這班水客。雖然沒有直接的方法可以介入他們，但議員表示，政府在教育政策上間接幫助了本澳的「水客」。因為他認為這個政策會有效地幫助這班「水客」，甚至惠及社會上處於弱勢的人。十五年免費教育，教育他們的下一代可以成為專業人士，由他們的下一代帶領他們脫貧。
「水客」對澳門的影響：在資本主義下，這班「水客」屬於「邊緣勞工」，他們有的只是勞動力，因此「水客」可以用勞力去換取金錢，「水客」會成為了不法商人逃稅的工具。
不過，「水客」亦對澳門政府起「洩洪筏」作用。因為這是一班低下階層人士，需要社會更多的支持和政府更多的幫助，但可能因為政策的因素而令社會上有一班弱勢人士得不到幫助，而現時處於通貨膨脹的時期，如果政府連這一個唯一幫補家計的門路也封了的時候，他們會對政府表示不滿，會影響了政府「和諧社會」的理念。
對水客表示同情的街坊會代表
據坊會的代表表示，坊會以往並沒有對水客作出任何關注的工作，但以他們平日觀察、個人經驗和居民的反映等，對“水客”深感同情。
坊會表示水客都是弱勢的一群，走水貨只是賺取丁點生活費，以前曾有義工因為是單親人士，為了幫補家計去走水貨而離開坊會。坊會會為一些有經濟困難的會員，向政府部門申請相關的經濟援助，但現時很多居民面對著房屋問題，令市民的生活百上加斤。
至於居住在關閘附近的居民，據坊會表示對水客並不存負面印象，因為居民了解水客的生活都較為貧窮，做水客只是為賺取一點生活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