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籍學者Vanessa Amaro（歐雯巧）早前公佈一項有關澳葡人社群的追蹤研究初步結論，認為本地葡人社群正面臨「清零」危機。與《論盡》訪問時，Vanessa表示，澳門近年「深刻」改變，包括自由受限、防疫限制、空氣污染等均為受訪者離澳的原因。有受訪者認為，他/她們於澳門不「被需要」、不再受歡迎了、澳門已不再是以前澳門、不再是家、澳門離開了原來的自己；亦有受訪者稱，「沒有條件」在澳門生活，澳門現在沒有自由、不能自由地表達。
Vanessa亦表示，大部分受訪者認為「一國兩制」不必再等50年，並對太快走到「尾聲」感到驚訝。澳門沒有真正著眼對外，而轉向內。「當澳門始致力於（區域）一體化，這改變很自然，不是嗎？ 然而，試想象整個澳門歷史與海有關，但是現在它（原應開放的海洋）受限了⋯⋯有時或感奇怪，但這就是變化。」
她又指，該研究差不多完成，隨著大量葡人離澳而未有「新人」補充，這危機短期內應不會化解。然而，受訪者無論留或走都是需要勇氣，惟幸運地，這些人仍可選擇到他/她認為可以自由生活的國家。
當澳門變得完全不一樣，澳門人若在澳不開心時，可否如葡人般離開？或者澳門人應思考想要甚麼？怎樣的澳門才是想要的，這名前記者如是問。
今年的葡韻嘉年華因疫情取消，不少本地葡人感失落。
以下為Vanessa與本媒訪問的中文翻譯：
論盡：據你早前公佈你研究的初步結論，本地葡萄牙社區面臨「清零」的風險，這結論在你進一步分析後仍得到支持？
Vanessa：是的，肯定的，因為我看到
葡萄牙人大量離開，沒有看到「新人」來澳，在澳葡人越來越少，「清零」的風險很高。
論盡：請你講述研究背景以及重要發現。
Vanessa：我二〇一六年在澳完成了博士論文，主題關於本地葡人社區，故在二〇一二年至二〇一五年我採訪了大約60個在澳生活的葡人以探討他/她關於身份認同有關的問題。十年後，我決定追蹤有關數據以及部分受訪者訪談，對比他/她們在十年前受訪內容，想瞭解在過去十年發生了什麼變化讓這些人決定離開澳門。
有部分發現讓我應到非常驚訝，受訪者中有一半以上已離澳，這些人在早前的訪談中從來沒有提到過離開；部分受訪者突然間意識到：這裡不再是我心中的澳門，我不屬於這裡了，覺得自己與澳門分開了。
受訪者雖不能確切地說出讓他/她出走澳門的確實情況是什麼，像一種感知，在澳總覺得自己如同「外國人」、不再屬於這裡。
一些受訪者的部分轉變亦使我感到驚訝，特別是在身份方面，他/她們越來越多覺得在澳不被需要、不再受歡迎、發展機會亦更少。
疫情初澳門防疫讓在澳的葡人感到非常自豪，但當疫情近三年，不少防疫措施仍沒有改變。有受訪者表示，即使父母在葡國過世亦不能回去，這些情況讓受訪者覺得生活不在自己手裡，無法控制自己的生活，並反思著究竟為何留在澳門。
特區政府曾限制人人須配戴口罩，若違反可能要坐牢，有受訪者擔心當局亦會因其他事項以刑事處罰自己，感到有點不受保護，或害怕因疫情澳門不知會如何發展。
有在澳門住了很久的受訪者回到了葡國後，有一些人便不想再談論澳門，對回憶澳門感到很痛苦。這些人表示，自己在澳曾有美好的生活，而自己生活、熟悉的澳門已經不存在了、不能回去，甚至不再想念澳門，因應被懷念的澳門已不在了。
而一些回歸後來澳、年輕一代的受訪者，雖然非常感謝澳門為自己帶來發展機會。這些人對離澳感傷心、又有少少憤怒，惟認為「沒有條件」在澳門生活，因現在沒有自由。這些人在澳渡過了人生中的一些重要時期，曾有非常好的工作機會或事業、在澳成家等。
我也會問受訪者的一個問題：你後悔做這個決定嗎？他/她們說不會，經仔細考慮才決定走。又有指，現時在葡所賺的錢比在澳少多了，但更開心，因自己是自由的、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說任何想說的。
亦有受訪者表示，葡人沒有離開澳門，而澳門正在離開澳門，已經不是以往的澳門。這裡的一切都變了，沒有辦法回去了，「不是自己先離開，是澳門先離開了我們。」
有受訪的葡人形容自己是澳門的傢俱，傢俱的一部分，即存在已久的東西，每個人都知道它在這裡、雖有作用，但可丟棄。受訪者認為，在澳的葡國文化於澳門是一種產品，用於推廣、吸引遊客。遊客會來這裡看些漂亮的建築，拍照，僅此而已。澳門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文化目的地，而其文化只是旅遊產品。
我亦採訪了在澳做生意的葡人，該受訪者認為在澳做生意更困難。現在政府都以中文進行的，更難接近對象⋯⋯雖然葡語仍是澳門的官方語言，政府翻譯成葡語的文件則越來越少，這是一個不平衡的現象。
我還採訪曾在澳工作的記者，這些記者認為在澳沒有工作條件，不能做好工作，因為有很多限制。基本上，現在的人都不敢說話，即使對一些簡單的事情發表意見，人們都不願意說，記者不想在澳做一個政府發言人做的事。
決定留澳的受訪者，這些人離開葡國很長時間。他/她們認為自己屬於澳門、澳門已是家，若返去葡國覺得自己是「外國人」。
一九九四年葡國日暨賈梅士日，位處大三巴牌坊下的兩座紀念中葡友誼的雕塑，「青年男女」以及「少女與狗」揭幕，後者於二〇一〇年被拆走。
論盡：你能簡單介紹一下這60個受訪者的背景嗎？
Vanessa：在做博士論文時，我把受訪者分成兩組，每組約30個人，以一九九九年為分水嶺。一組包括在六十或七十年代來到澳門，身份是軍人；亦有八十或九十年代來澳的，這些人有專為前澳葡政府工作。
另一組則為年輕一代的葡萄牙專業人士，當中有二〇一〇年後來澳的，因葡萄牙發生巨大的經濟危機，如年輕的律師、記者、演員等。
論盡：關於回歸後來澳、年輕一代的受訪者，根據你的研究，他/她們離開的主要原因是什麼？主要是因自由受限嗎？
Vanessa：是的，因為自由，也因覺得澳門成為一個非常奇怪的社會，所以感到害怕。他/她們因孩子而害怕，不希望孩子在一個充滿歧視的環境中成長，澳門社會會歧視其他國籍人士。對受訪者來講，不能接受生活在一個根據國籍劃分等級的地方，人就是人，無論其國籍如何。
污染、歧視、態度，缺乏自由，城市到處都有攝像頭、防疫限制 ⋯⋯此等均是受訪者的擔憂。
論盡：從你研究所得，你認為對葡人社群有何影響？
Vanessa：葡人社群一直是非常分散，不太團結，就像一個孤島。於一九九九年前來澳門的葡人習慣結交以前已在澳的葡人，或也與職業有關，如記者或建築師會結交同行，像一個個有人的孤島。
對於留下來的葡人來說，我認為他/她在澳的地位、身份越來越弱、同時亦更分散、孤立。老朋友離開、少了朋友；而又沒有新人來，交不到新朋友。正因疫情限制，他/她們少了機會與人聚會。當聽到今年葡韻嘉年華就被取消了，部分葡人非常生氣。
我在這類活動中常聽到的，便是有人表示自己兩個月後或聖誕節前會離澳，當有不少葡人都在討論離開時，這值得關注。
澳門理工大學葡語教學及研究中心副教授 Vanessa Amaro（歐雯巧）。
論盡：特區政府銳意打造澳門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以你研究所得，當澳門葡人社群正面臨「清零」危機，這不利澳門與葡語國家的關係，你認同？
Vanessa：是的，我認同，若要推銷澳門的形象則應更困難。但我認為若中國想保持這些關係，或中國想澳門繼續，令這個平台成真，或毋需在澳的人或葡人去實現這個目標。內地有很多葡語很好的人，亦有很多大學提供葡語課程。
當提及國家之間的關係、交流時，我們通常會想到經濟，商業、產品等，文化、語言似缺席。然而，這些關係及交流，不僅僅是錢或者產品，亦涉及文化，需要理解當地語言以及文化。
論盡：葡國文化應為本澳社會引以為豪的一個部分，它使澳門更獨特；而葡人文化亦應視構建澳門文化/澳門人身份一部分，若澳門失去這些，澳門亦變得平平無奇，你的看法？
Vanessa：正如受訪人的感受，澳門似已經變成了一個葡語文化的迪士尼樂園，人們來這裡拍照，參觀，感受這裡的歷史而已。
受訪者覺得澳門遲早會變成一個主題公園，一個人們過來拍照、嘗試了一些食物、看到無法辯真偽的葡語的地方。當然，這取決人們如何定義文化概念。在澳的葡國文化與世界遺產、建築、食物等不可分割，但不需要真的有葡人在這裡才有文化，不是嗎？亦有其他方法保存這些文化⋯⋯如果葡人社區想在澳生存得更久則需重塑自己、在澳找到一個新位置，這也取決於澳門是否視葡人是「必要」的。
論盡：這社群如何才能找到新的位置？
Vanessa：這很難說，取決葡人於澳門是否仍有用？他/她們是否仍有用？這些都是問題，很難有答案。
論盡：疫情限制總會結束，惟普世價值如自由等或政治考慮是更重要的因素影響在澳葡人走或留，對嗎？
Vanessa：我認為決定留下來的人是非常勇敢的，他/她們需要面對在澳的挑戰和不確定；離開人是亦非常勇敢的，他/她們離開時什麼都沒有，只是離開。留與走的人都好勇敢。
然而，重要的是葡人有選擇，若你（澳門人）在澳門不開心，你會去哪裡？於葡人，若不開心為何留？他/她們總可以去某個地方，如在澳不開心便選擇離開。於葡人，這裡不是自己國家、或只是曾經的家。
政治因素不能忽視，有一些政治問題會影響到人們生活、決定是留或走。
論盡：你認為政治因素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決定在澳葡人的去留？
Vanessa：如果他/她們在自己的國家有自由，為什麼要到一個沒有自由的地方來？只為了錢？錢是好東西，但不會僅僅為錢如同坐牢般呆在一個地方，不是嗎？而這就是問題的關鍵。
論盡：所以這就是你的結論？
Vanessa：是的，從受訪者所說的：錢真的很重要，但我的自由更重要。我想這是每個人都說過的，自由比金錢更重要。我在葡國賺的錢比較少，但我在葡國會更快樂，因為我知道我不會害怕、不會擔心。
論盡：你曾在澳門任職記者。本地有幾年公民社會很活躍，尤其反「離補」期間，有很多抗議和遊行，整個社會佷開放、自由，近年澳門變得死氣沉沉，你認同？
Vanessa：我剛好記得一個受訪者曾稱，他在二〇一二年在澳受訪時稱，「我們有如歐洲同樣的自由」。現時這受訪者在葡國，當我給他讀這部分採訪內容時他開始笑。他說：「那裡不再如此了，不是嗎？這就是為什麼我也離開了，因為那不是真的。」所以，事情改變了，深深地改變了，不是嗎？
論盡：你的受訪者總提及自由，對嗎？
Vanessa：是的。
論盡：如果澳門最後變成一個沒有自由表達的城市，你認為這對會澳門未來非常不利？
Vanessa：我認為這取決於澳門人想要什麼，不是嗎？我真的沒有什麼意見，這是非常複雜的情況。但我認為這真的取決於澳門人想要什麼。澳門正在轉型、過渡中⋯⋯但至少我們有一個最後期限——二〇四九年，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