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抗疫蓮一心．澳門美術作品展」，雖然展覽標題俗俚成語且語焉不詳頗為尷尬，但憑藉文化局與中共宣傳文化部由上而下的動員，長期獲分配到優渥文化資源的澳門各大美術協會當然義不容辭，元老少壯紛紛響應參與，成為澳門美術界共襄盛舉的一大「喜事」，也讓一直死寂的美術界因疫而活絡起來，真的「我要感謝你，冠狀君」。此類文化抗疫、藝術抗疫，其實早已在中國大陸流行了一段時間，因人話不見，儘是虛情假意的人性關懷、堆砌辭藻的文藝腔而飽受批評，但這股歪風仍舊吹到澳門來。是次徵集參與踴躍，有二百多件投稿作品，當中不少出自藝術界大佬，但可能因為場地大小限制，最後展覽作品數量剩下逾百件。不管我們的藝術家們是否出自真誠，還是政治表態的「交作業」，我們仍能透過是次展覽一窺眾多大佬們為這張試卷所給出的答案。
公式化、口號化與審美愉悅
圖片來源：新聞局
這次的展覽區分了繪畫、書法、篆刻以及「其他」這四個部分，在「其他」此類裡則大多數是海報形式，而整個展覽作品均以架上繪畫的方式呈現。儘管作品數量眾多，但首先詫異的是它們的高度同質性，如枯燥單調的結構，醫護形象的一再重複再重複，為數最多的是醫護在前線奮鬥的場景、深情寫照；接著的是其他堅守崗位的前線人員，如挑燈夜戰的建設工人、馳援地方的軍人等的英雄事跡；畫面上充斥著熟悉不過的優雅唯美、單純精緻的畫風，可見藝術家們在營造畫面的意境、韻味、詩意、浪漫費盡心神，其中最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是出現一些花鳥景緻；然後是過度的光明正面，包括公式化地堆砌放大他們的人格：陽光、英勇、不屈、大愛、犧牲、奉獻；口號化的無盡讚頌與激勵：必勝、凱旋、力量、加油、前行、祝福；書法與篆刻部分則充斥著各式催人奮進、激情飛揚語彙，更有這半年來於中國屢屢出現在各大展覽中的毛澤東詩篇《送瘟神》書法作品，同樣能在是次展覽中多次出現。
可以看到，在面對這樣嚴肅重大的災難議題，澳門藝術家一致同步的敘事模式，以及無一例外用著這種塗脂抹粉式的藝術語言，正如穆局長序言中描述的「筆走龍蛇、潑墨炫彩的手……創造出來的千姿百態的線條美、形體美、色彩美、畫面美」。簡單地將災難議題塌縮至只有唯美、感動與歌頌的面向，抹殺了一切反思、否定與批判的可能。而人類被這場災難籠罩的那些混亂、焦慮、恐懼、苦難、悲痛，甚至憤怒的情感則消失無蹤；而充斥受難者的世界轉變為漫威般的英雄世界，沒有任何醜陋與黑暗的烏托邦世界，乍看還以為我們是處在兩個不一樣的平行世界。但最讓人難以接受的還是感官享受式的藝術語言，如穆局長所言：「先悅於目而後悅於心……給廣大市民帶來極大審美愉悅的展覽」，冷血地將現實苦難轉換成感官與內心上的愉悅，似恨不得能夠再多辦幾次這樣的展覽。再來需要提問的是，這些排山倒海的綿綿情語或是搖旗吶喊，如果撇除它有政治表態的功能，那麼它就剩下撫慰心靈的功能了。但真的安撫了人心、分擔了痛苦嗎？還是根本難有心靈共鳴，而只是無差別式的視覺疲勞轟炸、麻木與疏離、煩厭與唾棄？這樣的作品根本無異於內地的「文藝災難」，滿滿的煽情造作、廉價空洞的濫情主義，內地甚至有人將其譏作「新冠派」。災難，對這些作品來說，到底是實踐人文關懷，抑或只是見災心喜，用以展露才華的題材？難道就無法對災難有更多的展開的方式嗎？難道就不能容納多元論述，打開辯證空間的可能嗎？再追問下去的是，澳門的這些「新冠派」文人是如何形成的？
澳門「新冠派」文人的形成
圖片：新聞局
在我看來，澳門藝術家皆是普遍缺乏人文素養的技匠，他們只停留在視覺表像的滿足、陶醉於技巧炫耀、落伍的藝術觀點、創造性思考的缺乏，讓藝術僅僅停留在視網膜的層次。正如這次展覽的作品，當你忽略掉這些技術的層面，你會發現展覽中的每個作品之間毫無差別，模式化、口號化、唯美化，都是按照同一路數生產出來。這種封閉美學體系的產物只為藝術而藝術，為表現而表現，為寫實而寫實，卻毫不關照外部社會現實，使得它最多也只能是一個等待被觀視的雅緻之物，這種美學關懷所實踐的是「保持社交距離」，而非達至我們今天所渴求的「親密距離」，無法與災難世界的人、事、物發生關連與碰撞，是關係的桎梏。如題材上，澳門藝術界一直沉醉在風花雪月的題材之中，非要附庸風雅。藝術家對政治與現實該有的敏銳洞察力與判斷，縮減至只能以戶外寫生的扁平化方式來思考世界，用貧乏的藝術語言來說明世界，即純粹對現實進行簡單、機械的描摹與再現，更遑論有絲毫改變世界的可能，如促使改革。而在藝術媒材的選用上，繪畫、雕刻、書法、篆刻等這些媒介絕非表現今天時代的最佳媒介，它們早已與時代脫節，甚至可以說只是退休人士豐富生活、怡情養性、消遣閒暇、益智健腦的專屬媒介。然而，即使已經邁入廿一世紀，全球化浪潮、藝術多元發展，但似乎仍絲毫無法影響到澳門藝術界僵固守舊、墨守成規的弊病，完全無視或根本毫無意識外在世界藝術的變化與發展，猶如置身於世界之外。拒絕新思維，致使澳門視覺藝術發展毫無吋進，仍舊在老套的美術思維裡頭。而新一代的青年藝術家，亦似乎對不斷湧現的新藝術形式與表現手法，新藝術媒材與技術，以至新興觀念與多元議題不感興趣，這個問題主要有三，守舊勢力是其一、抱團文化是其二，其三是更為龐雜的澳門藝術教育弊病，在此不詳述。上述的種種因素，造就了浮於淺表的溫情動人，實則是隔絕了災難原貌，淪為媚俗拙劣的政治吹捧。但卻是當權者喜見樂聞的。為甚麼？藝術上的平庸、智識上的無知、思考上的惰性、行為上的盲從，看似只屬個人、無傷大雅，與惡行沒甚麼瓜葛，卻恰恰是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所說的「平庸的邪惡」。它能將災難的真相與人為過失責任掩蓋起來，迴避了一切爭議，也抹殺一切其他觀點切入的可能。因而成為黨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吹鼓手。
黨的主旋律到正能量
只要細心思考，這種災難的敘事模式其實我們熟悉不過：英雄佔據了所有的鏡頭，看到的只是醫護人員的鶯歌燕舞。而受難者的悲鳴到死亡，就如同陳秋實鏡頭下情緒失控的女子、方斌鏡頭下的一具具遺體，是真相，但也是挑釁與反動。在「講好中國抗擊疫情故事」裡頭，那是絕對需要被屏蔽。諷刺的是，卻容得下對生命的輕佻褻瀆，一位貌似陰間童男的嬉皮笑臉、引吭高唱，令人彷若聽到了來自陰間的嗤笑。可想而知，作品的審美品位倒是其次，說對的話比起把話說好來得重要。能否名垂千古也是其次，能夠解決燃眉之急，化解當下輿論危機才是更重要。因為引導輿論工作是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的會議上指出：「要努力反映全國人民防疫抗疫的成就，生動講述防疫抗疫一線的感人事跡，講好中國抗擊疫情故事，展現中國人民團結一心、同舟共濟的精神風貌，凝聚眾志成城抗疫情的強大力量。」 而我們的穆局長亦緊跟黨的大政方針，為我們譜出一段令人顫抖的故事，她在展覽序言中說到：「我們將由此走進澳門與祖國人民一起共同抗疫的偉大歷程，感受那『眾志成城』的強大力量，體味那『與子同袍』的無盡溫暖，張揚那『祈福武漢』的寬廣襟抱，牽動那『心繫祖國』的綿綿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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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藝術只是黨宣傳工作的一環，只要作品能夠通俗易懂，直接了當的去弘揚主旋律、倡導正能量。讓事故變成故事、讓喜悅掩蓋哀傷，讓究責扭曲成感恩，讓反省變為頌歌、讓敬重淪為表忠、讓喪事變成喜事，這些才是它真正的任務。所以在每次災難後都能看見一批又一批這樣的「賺人熱淚」藝術宣傳品，在一個又一個的展覽中登台亮相，讓風雅之士在此交際聚會、品頭論足、談笑風生。同樣地，澳門也不甘落於人後搶吃人血饅頭，一眾官員、藝術家及其親朋好友在開幕當日滿臉笑容、意氣風發，甚是光榮，更有剪綵儀式，可謂喪事喜辦的佳例。藝術家們紛紛與其得意作品合拍留念，有的更是深怕口罩掩其容顏以致無人得知是其所作，乾脆卸下口罩以真面目示人，甚麼防疫抗疫的社會責任，哪及功名利就來得重要呢。可在穆局長眼裡，憑藉他們「筆走龍蛇、潑墨炫彩的手」已經表現出其「高尚情操」：「窺見作者內心世界的高尚、美麗、深厚和寬廣。」由此延伸的疑惑是這個展覽到底是想要歌頌抗疫英雄還是在歌頌藝術家的妙筆生輝？
在我看來，這場藝術盛會也只是展示眾人消費災難、消費他人的痛苦的功利心態。而所謂的文化抗疫也只是政治辭令的藝術轉換，它早規定了創作話語的實踐。而穆局長在序言中指出的「精品較多，品位較高」更是不敢苟同，反倒只是仰賴意識型態的正確來掩蓋其藝術語言平庸與貧乏的速朽之作，但我必須肯定穆局長援引的這一描述：「書畫美醜，在心在手」。
圖片：新聞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