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財富推動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在人類社會中，財富一直是個迷人的議題。先賢大哲對德財、義利之辯，史上未曾停歇。馬克思對社會關係的發展，與商品、貨幣以至資本的性質顛倒，作了深刻的分析。亦即，尤其在資本主義社會，商品、貨幣以至資本等等本來用以承擔社會交易的要素，成了社會關係的本身，或至少是決定性要素。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人類社會逐漸從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進一步轉化為資本拜物教。這樣的分析，對我們了解社會結構，有很大的幫助，但對今天仍然生活於未有條件革命的資本主義社會，似乎對個人應如何對待財富的啟發意義不大。
另一位社會學家韋伯，在考察西方資本主義的起源時，卻有更細緻的分析。在其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指出了基督新教對待財富的觀念，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早期西方視聚財為罪的傳統。在經商營利活動中，新教徒認為人是上帝財富的託管人，人有義務使財富增值。教義要求人們取之有道，聚集財富一定要符合公義原則，要在商業中誠實守信、珍視信譽。教徒深信勤儉致富乃上帝嘉許的美德，開創產業必須要禁慾和儉省節約。人們應該限制一切縱慾、享樂甚至消費行為，將金錢全部用在生產性投資和擴大再生產上。正是這種精神，成就了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
基督教倫理的另一面，是強調奉獻精神。教徒致富後，著意於如何回饋社區。因此，創辦了各類的基金會、慈善組織，以及無數私立學校、醫院、養老院、救濟院等。這類組織，也成為日後公民社會發展的基礎。
中國儒家倫理中，對德行與財富的關注，提供了更早更完備的規範。對中國傳統個人道德影響至深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觀念的出處，是「禮記．大學」篇，其中後半段，即有不少論及德與財的關係。論及治國，強調「德本財末」的觀念，在位者要追求的是德行，不是財富；「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統治階級如果只追求自己的財富積累，則民心必然渙散，而如果財富散於民間，則會受到民眾的愛戴。
同一篇末尾，還有「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更精闢地分析了人對待財富的應有之義，大概是俗語「發財立品」的出處。有仁德的人，視財富為身外物，用來發展、實現道德與修養的自我完善；沒有仁德的人，則視財富如性命，以自身的地位、權勢來發財。一如基督教倫理，儒家傳統並沒有否定人類的欲望，只是應有正當之道，論語中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以上道理，其實十分淺顯。有些富者，能夠得到社會尊重，不是因為其富有，而是因為其德行；有些富者，受到大眾鄙夷，同樣不是因為其富有，而是因為其為富不仁。那麼，今日社會有所謂仇富之勢，是如何造成的呢？讀者自有判斷。
澳門華人社會，一向稱頌「仁者以財發身」的傳統。一方面是儒家倫理的規範，另一方面也受基督教慈善事業的啟發。在一百多年前，即已有多間善堂、善會的出現，前有接近一百五十年的鏡湖慈善會，繼之有仁濟社、同善堂、嘉善堂等。這些都可說是當時商賈富人捐款集資，以財發身的例子。
時至今日，慈善會成了本地商賈彰顯身份地位的榮譽之所。但是，社會公眾何曾見過這些富者作出任何實質貢獻？相反，這些商人棲身的社團機構，借辦學、醫院等名義，利用在管治集團的權勢，獲取大量公帑。這些公帑是否用得其所，似乎沒有得到相應的監管，而相關慈善會、社團、大學機構，又並不需要公開帳目，掛著慈善公益之名如何服眾呢？更甚者，倚仗這些身份、權勢，謀取個人利益，發家致富。
剛好一百二十年前，當時亦有輿論質疑慈善會變質的問題，1893年12月19日《鏡海叢報》關於同善堂創立的一則報道，指出了當時鏡湖醫院的問題：「若鏡湖醫院者，實無益於貧病，而徒有其名者也…。」在這則報道的葡文引言中，更指出鏡湖醫院「這一慈善機構設立的旨宗為有裨於大衆，慈悲憫人，且屋宇寬敞雄偉。似乎近有失衆孚，事因我等聽聞數名華籍要人對其批評不絕於耳，且對其司理多有病詬。」一百二十年來，屋宇更為寬敞雄偉，但為人詬病的「無益於貧病，而徒有其名」的狀況，是否有所改善？
對照今日諸多名義上的公益、慈善組織，其當事者，讀聖賢書，又真正懂得幾多當中義理？又有多少記得這些組織的真正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