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肺炎橫掃全球，多個國家及地區不斷收緊入境政策，網上也有不少就疫情影響全球化下人員流動的相關討論。研究移工處境的學者呂家玟認為，澳門的經濟依賴人員流動，包括遊客和外僱，估計現時的入境限制只屬暫時。她又認為，可藉今次疫情再思考移工的權利與保障。
全球流動不會停止 但或收緊規範
研究移工處境的學者呂家玟認為，雖然今次疫情嚴重，但全球化的流動，不管是人、文化、資本、貨物都會繼續，「人會重新反省，不會讓它無限制下去。所以國家、政府的主權會比較強大，國家的權力、界線會變得強大，以國家為單位或國家為主體更加明顯。國家會更有意識地制定這個流動的政策，即人、物、錢、貨品的流動會更加去規範。」「我覺得這事情過去以後，權力會回到國家，國家會更有意識地去規範這些流動，但這個流動不會完全停止。」
澳門在全球化下資本與勞工流動中的角色亦然。呂家玟指，澳門政府所有的經濟多元都是依賴大量的人員流動，例如遊客，而非本地的消費或生產。對於外來人士目前被禁止入境，她認為只是暫時的措施，「因為澳門人口基數太少。如果依賴本地消費不可能達到那樣的經濟規模，所以澳門本身的地方和人口限制本身就注定了她不可能封關。」「澳門的經濟主體都是必須大量依賴外來的人，不管是工作的人還是消費的人，而這不是政府任何政策都可以改變的，因為澳門本地的條件就是這個樣。」
澳門的經濟依賴人員流動，包括遊客和外僱，估計現時的入境限制只屬暫時，某些行業的外僱就業一段時間內會受到較大影響，但也要視乎澳門的經濟走向。資料圖片
移工權利再思考
根據勞工局的數字，截至2020年2月，澳門有超過19萬外僱。疫情以來，澳門能否封關、外僱能否入境、外僱是否獲配給口罩、外僱能否獲發消費券等等，都牽起社會一陣討論，也讓人思考全球化之下，外僱在澳門的角色與權利。過去有移工研究曾指出，如果說移工輸出地將移工作為「商品」來出口，並享受由這特殊「商品」帶來的豐厚利益，那對於移工輸入地而言，移工也只是資本運作所需要的勞動力，而不是公民，於是移工離開自己的母國後，是被拒斥在再公民化的過程之外，也是被邊緣化。對此，呂家玟解釋，客工政策的體制是彌補本地勞動力，視移工是可棄、可取代的，所以當有需要時，可用很低廉的成本輸入，不需要時，也可用很低成本去解僱。
「客工政策本身的邏輯就是這樣，移工是可被取代的、低階的、低薪水的，只要他有事就可以把他踢走，他們也沒有本地人的公民權，包括政治權和社會權等。它是一個全球化的制度，也行之有年，也不是澳門特別糟糕，也不是這次疫情才這樣。」
研究移工處境的學者呂家玟。
她坦言，沒有任何一個社會可以做到給予移工與國民對等的待遇，但最近十幾年，因應全球化的大環境，有一些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提倡要重新反省移工的公民權。「全世界有大量人口在不是自己國家的地方居住、工作，所以他們不能享有自己的公民權，因為他們只有在自己的國家，公民權才會受到保障。當這是大規模且是長期的狀態，就要重新省思，在全球化的社會裡，我們要怎樣的公民權。」
她解釋，一般而言，憲法的保障以國民優先，如非國民或居民可能就不受保障，但現在有更多學者提出，移工到海外工作時有某些範圍也受到一定保障，由此探討可否引伸至其他方面。「例如澳門的移工是受到澳門的《勞動法》保障，也受到法律不能歧視等保障，也享有全球的基本人權，所以他們不是甚麼保障都沒有。但現在疫情發生，可能可讓我們反省，要怎樣看待他們除了《勞工法》以外可享有甚麼權利？」「可能不是政治權，但其他生活相關的社會權利。」
她認為，今次疫情擴散也讓人可以重新思考，即使澳門可阻擋境外的人，但已人境的、在澳門生活的人，不論來自何地，大家既在同一城市生活，就面對一樣的風險，唯有也關注到移工群體，所有在澳門生活的人才會得到保護。「有了這樣的一個觀念，在社會保障的層次上，外僱跟本地人是應該有同樣的權利。」「所以，就算不是在疫情期間，我們能不能把公民權延伸解釋，只要你在澳門長期生活和工作，你應該享有大部分在澳門生活的人的權利，但這權利是暫時性的，是你在這裡生活才有的，是以居住的城市、空間作為單位，不是以國家的政治實體作為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