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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左派牌，荷官仲可以做啲咩？」近日澳門輸入外僱莊荷的傳聞鬧得滿城風雨，有人把莊荷列為受保護動物，指他們已完全失去求生能力，不應被拋進外勞的血腥競爭之中；又有人認為若有天自由行沒了，荷官就會完蛋。倒不如輸入外勞，減少澳門人從事莊荷的比例，以免將來「一獲熟」。
這些雜然紛陳的說法，倒是讓我想起與我家為鄰十多年的老荷官。自我有記憶以來，他就已經是在幹這一行了。印象中，廿年前的他是個如鬼魂般蒼白透明的中年男人，一出一入都是低著頭沉著臉，獨來獨往，不和任何人打招呼。我看他總是早出晚歸，手腕上又繫著一串佛珠，心裡就害怕起來，問家中長輩他是幹甚麼的。長輩說，他是在賭場派牌的，那是很「不正經」的職業，「作息唔定時，又要成日同啲壞人來往，除非讀唔成書，唔喺冇咩人願意做呢行。」
然而，在回歸後的幾年間，我見證了這位怪叔叔神奇的生命變化。首先，他看起來年輕、開朗了，出入時會和鄰居打招呼；他開始帶朋友回家玩，還買了新的音響，夜夜狂歡。香港沙士爆發那年，他帶著女伴和她的鋼琴搬進了單位。於是徹夜的琴聲又取代了歡鬧的喧嘩。
那幾年，街上的氣氛也驟變起來：教會門口貼滿了如《教友可否當荷官？》之類的博彩業專題講座；教育界充滿聳人聽聞的流言，指某校某老師拋下教鞭到賭場上班，說某校某學生退了學去當荷官。荷官的形象改變了：不再是被可憐和避忌的對象，不再是因「讀唔成書」而被迫日夜顛倒、飽受煙酒摧毀的特殊行業，他們現在總是被人以半是鄙視半是妒嫉的語氣討論著，「有錢大哂咩？有書都唔去讀要做荷！」，就好像澳門是被這群自甘墮落，冇錢冇文化的人所一手腐蝕似的。還記得某天坐在朋友的老爺車上，一位金髮年青人駕著一架蔚藍式的跑車從我們身後呼嘯而過，朋友歇斯底里地拍著方向盤尖叫：「第時冇自由行，睇佢地點死！」語調雖然粗魯不文，但和不少學者在今天外僱荷官爭議中所提出的警告，幾乎不謀而合。
就我看來，這些警告和抱怨，基本上都是合理的，但同時它們亦是誤導的。當我們問出諸如「冇咗自由行，荷官仲可以點生存」的問題時，我們似乎把自己放在一個高高在上的位置，然後把荷官當成是實驗桌上一隻發育不良的青蛙一樣去解剖分析。在這裡，荷官被特殊化成一個該被「處理」的社會問題，他們從各行各業中被揀選出來，再接受公開指責，批評他們過份倚賴自由行、倚賴政府限制外勞的政策和國家的利益輸送、倚賴對人類幸福無益的邪惡嗜好。然而，也正是在這裡，我們可以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澳門到底有那個行業是不倚賴自由行的？
從建築、物流、會展、飲食、學術到藝術，澳門沒有那個行業不是在賭權開放後才突飛猛進的。因為萬事萬物都需要錢，而澳門唯一賺錢的方法就是博彩業。澳門的歷史，簡單說起來就是我那位鄰居的縮影：因為賭權開放而不再是與世隔絕的孤島，因為賭權開放而有了各式各樣的物質享受，到最後開始發展出具有文化品味的生活。然而，若自由行「關水喉」，大學教授、藝術家和教育工作者的生計，難道就能不受影響？那些集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本土專家、學者，一旦被拋到國際市場上，又具有多少的競爭力，能與人一爭長短？
不用人類學家和社會學者的提醒，我們很容易就能明白澳門人多少把對自身的恐懼和自卑，轉化成為對荷官的排斥與歧視之上。然而，雖然荷官最接近這一切使人不快的源頭，他們卻並不比任何人更罪惡，亦絕不是賭權開放的最大得益者。我們又憑甚麼，要他們背負澳門人的原罪，要他們背負社會的十字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