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澳回歸至今已20年，經濟數據十分亮麗，但在勞動權益保障上仍然十分落後，就如工會法，即使議員先後十次送上立法會，但都未獲得通過。時事評論員梁啟賢認為，工會法遲遲未能立法的其中一個原因，在於本澳一直以來都是「商人政府」，而商界在議會的勢力也十分龐大，加上本澳商界的特色，無論是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十分保守，「一方面學到西方自由市場的東西，但另一方面又會有中國式家長的做法，就像我待僱員好，又何需要工會法？這是中西混合的光怪陸離。」
他亦指，雖然本澳有許多名為「工會」的組織，但因沒有工會法，這些「工會」只能被視為一般社團。他指出，世界上不少有工會法的國家，其集體談判權及罷工權是受到法律保護的，資方不能對工會的組織者「秋後算帳」，「正如近期台灣的空中服務員罷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過往香港也出現過罷工事件，也是透過工會發動的，除了集體談判權之外，就是合法罷工權，而這也受到法律保障，這正正是行使基本法27條的權利。」
梁啟賢強調，很清楚地政府是具有憲制責任，有必要制訂法律來令居民行使到這項公民權利，「就如之前市政署的例子，基本法寫明要設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結果回歸20年後才做出來，但是有做總好過沒有做。同樣地，如何確保公民可以行使權利時，政府是需要立法的，這不是一個額外的東西，而是基本法寫了，甚至相關官員應該要解釋，如果居民想去實踐相關權利時，究竟有何方法？」
在工會法立法的議題上，政府多次被批評「拖字訣」，梁啟賢認為，這反映出政府是相當傾向商家的立場，但若立法是憲制責任，應當要盡快執行，「政府在這方面是責無旁貸的。」他亦指，雖然沒有「水晶球」去預見下屆政府會做些什麼，但以現在的選舉形勢來看，未來政府還是以商人主導，而立法會組成比例亦不會有太大改善時，社會就很難去寄望一個商人會很主動地做這件事。
「更重要的是，市民會否有很重要的要求，來要求政府去做這件事？若市民有較強的要求時，即使是上屆政府，都很難完全排斥民意。但現在在澳門的氣候上，又不是有一個很強的意識去要求有工會法。甚至大家都不知道究竟在搞什麼。」
故此他認為，在這個情況下，勞工組織有責任教育僱員去明白，工會法究竟能如何保障自己的權利，「我相信政府怎樣都要回應市民的要求，但現在似乎不是在一個很強的社會環境下，政府非做不可。而多年來市民都沒有要求，政府就唯有拖。我想從下而上的運動，才能迫令政府有壓力去做。」
梁啟賢亦強調一點，當訂立工會法時，必須要一併訂立像香港般的「禁止歧視工會」的條例，以確保搞工會的人不會被秋後算帳，「中國人有一句說話，就是槍打出頭鳥，你幫人出頭，我就郁你。必須要對此有嚴厲的懲處機制，來保障組織工會人士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