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每當討論起外傭議題，網上都不難看到僱主一大堆的「苦水」：家傭偷懶、家傭遲到、家傭講大話……然後就有其他僱主紛紛和應。而每次發生事件，勞資之間都是透過媒體、遊行隔空對話。而在社交媒體，也許因為「朋友圈」和語言關係，我們甚少看見家傭的聲音、家傭的說詞。但又是否代表家傭沒有回應？有外傭團體曾表示，與她們相關法律的修訂政府並未諮詢他們的意見。
現時勞資雙方各有各圈子，各有各說法。在僱主看來，家傭有自己的圈子，而在一些人眼中，家傭在澳門認識朋友了，就容易「學壞」——會跟自己討價還價，會刻意「博炒」以另覓高薪厚職。一些僱主常用「乖」、「聽話」、「純」來形容家傭，顯示「服從」是僱主對家傭的期望之一，當中關乎彼此的權力關係，而更深一層的，是顯示出僱主對家傭的依賴和本地庭照顧支援選擇的匱乏。家傭早上不準時上班，自己就沒法準時上班；家傭晚上不照顧嬰兒，自己翌日早上就沒法有精神工作；自己出外了，沒有家傭，家中的老人就沒人照顧。除了家傭，除了辭職，本地僱主沒有多少選擇。
不少學者曾以「全球照護鏈」（global care chains）來描述現時來自發展中地區的女性擔起了富裕地區中產女性的家務工作，一些研究更提出了「外包孝道」、「跨國女兒」的概念。另外，亦有研究提出，外來移工的情感往往因為工作的需要被規訓控制，但同時他們因離鄉別井、遠離家人而帶來的焦慮和不安無法被化解和安撫，這種不安反而形成一種力量，成為他們抵抗的重要動力；另邊廂，僱主依賴家傭的服務的同時，也會因有陌生人進入自己的私領域、與自己的家人產生聯繫而感到緊張，而現在家傭與僱主間的矛盾，原因之一是彼此的不安。而如我們再放大一點，中介的剝削、家庭照護支援的薄弱、家庭友善政策的缺位，都令顯示出家傭與僱主間關係之複雜，並非單純的勞資矛盾，更是需要正視的人權及社會問題。而這一切，都需要政府多個部門一起更積極地面對，共同探索如何有效處理。
在澳門，媒體上也甚少報道外傭在澳門的生活狀態，有關移工的紀錄片多年來也只有寥寥數套。說起外傭，一些人的第一印象是負面新聞，如犯罪、虐待。在香港，我們從媒體上看到有家傭會寫詩，會攝影，台灣也有「移工文學獎」（去年澳門也有參與）。近年有藝團開始與外傭合作演出。但除此之外，她們在澳門的生活又是如何？作為一個人，她除了做家務，生活是否還有更多可能？這些都尚待挖掘。要破除僱傭之間的隔膜，讓雙方對彼此有更全面的了解，可互相溝通，澳門社會還需更多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