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一輩子都在尋找克服恐懼的方法。
在1588年4月某個陰沉的早晨，霍布斯的母親因得知西班牙無敵艦隊大軍壓境而受驚過度，結果提早生下了尚未足月的他。霍布斯後來回憶說，那天他母親誕下了一對雙生兒：他和恐懼。
六十年後，霍布斯寫了一個故事獻給那位打敗了無敵艦隊－也打敗了恐懼的英國君主。那是個關於人民為何需要國王的故事，而故事的主題，是恐懼。
故事是這樣的：在原始時代，所有人都享受絕對的自由。可是因為－霍布斯深信－人本性自私，所以絕對的自由就意味著無法無天的弱肉強食。原始人於是有了共識，決定放棄自己的自由，擁立君主去統治他們。霍布斯指出，這君主須如聖經中的大魚怪利維坦(Leviathan)般強大殘暴，壓制所有人民，才能建立一個再沒有恐懼，穩定有序的時代。
聖經中的魚怪利維坦
以故事來解釋社會科學理論的做法，因此至少能上溯到十六世紀的啟蒙時代去。不過，至少要多等上兩百年，歷史學者才發現故事是瞭解過去社會的寶礦。到了七十年代，隨著敍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的興起，史家從每個故事裡發掘出已逝去時代的信仰、問題和答案。
我最近手頭上就有個很不錯的小故事－名字叫「鯰魚效應」。身邊有很多朋友，大概受到媒體影響，最近都用這個原來早已傳遍兩岸四地的故事，來說服我支持「專才留澳」方案：
挪威漁民發現若在運送沙丁魚的箱子裡放入一條鯰魚，讓牠在陌生的環境下亂衝亂撞，就會使沙丁魚們變得緊張，被激發起求生意志，跟著一起游來游去。這樣，運動量增加使沙丁魚能活著到達市集，保持新鮮。
把故事套回到「專才留澳」上，就意味著透過輸入作為「鯰魚」的內地專才，來激發我們這些「沙丁魚」的求生鬥志。不過，就我看來，這故事背後所反映的，乃是一種主宰澳門社會的大敍事(Metanarrative)。
鯰魚留澳
在開始討論前，讓我們先來做個「閱讀理解」作業。故事中的鯰魚，為什麼要在箱子裡亂衝亂撞？答案很簡單：因為牠們被突然送進一個陌生的環境中，面對著大量的異類，強烈缺乏安全感。我懷疑，那些被市場力量捲進澳門的新移民和外勞也面臨著同樣的窘境和恐懼。因為，正如我提醒那些信奉「鯰魚效應」的朋友們注意的，這故事根本就沒考慮過鯰魚的福祉，反而一心想利用牠們的適應不良和魚類間的敵意來營造「競爭的氣氛」。「牠們」既作為作為刺激競爭力的工具被送進來，也就因此被當作公敵被排擠到社會邊緣去。
鯰魚因此從來都不是故事的主角。那主角會是沙丁魚嗎？讓我們再把這故事的happy ending唸一遍：「這樣，運動量的增加使沙丁魚能活著到達市集，保持新鮮。」。看到了嗎？鼓勵沙丁魚多做運動，並非為了保牠長命百歲，多福多壽，而是為了讓牠們被屠宰時更新鮮，更能增加漁夫的利潤和滿足市場的胃口。所以，嗯，原來沙丁魚也不是主角。
鯰魚
這和霍布斯的故事剛好相映成趣。霍布斯也許宣揚獨裁，但他至少不再把君王視為上帝代言人，而把「牠」看成是一隻被老百姓所利用和駕馭的巨獸，像門口狗或牧羊犬一樣保證人類不再受恐懼困擾。在我們的故事中，目的和角色都被扭轉了，像獸一樣被利用、被駕馭的換成了我們這些「沙丁魚」，榮耀與利益卻全歸於睿智的漁夫和無所不能的市場。我忍不住懷疑，霍布斯所消滅的神權時代靜悄悄地回歸了，經濟數據成了新的上帝，企業家是祂的代言人，而我們則被安排活在恐懼之中，像老鼠跑輪子般把自己有血有肉的生命、幸福和感受，全都當作祭品去獻給「祂」和「他們」。
當沙丁魚歌頌漁夫
然而，真正使人驚訝的，卻是這故事對我的打工仔朋友們所展現出的強大說服力。一個教漁夫如何吃到新鮮沙丁魚的故事，竟然會得到沙丁魚讀者們的全力擁護，這就好比當馬基維尼在《君王論》第二章中提到某個鎮壓原住民的惡毒方法時，這些原住民居然同聲歌頌馬基維尼的建議（嘩，馬基維尼鎮壓我們的方法好棒喔！）一樣莫名其妙。
到底我們這些「沙丁魚」們是如何被這故事說服的？就我看來，原因之一是因為我們就如霍布斯一樣，對人性缺乏信心，而這種信心的缺乏又帶有階級偏見：經濟不景時，我們總在僱員而非僱主身上找問題；貧富懸殊擴大，我們忙著教訓窮人。最令我嘆為觀止的說法，莫過於把澳門賭業獨大歸咎於人材不夠多元化之上，而完全無視那些唸完化學、藝術、文學，充滿活力和夢想的年輕人，是如何在絕望中被迫棲身賭場或離鄉別井。
沙丁魚
更不幸的是，一旦我們把所有責任全推到他們身上時，總會順理成章得出「不夠競爭力，太有安全感」的結論，好像他們只是一群必須被恐懼的鞭子虐打才懂走路的驢子似的。如果你也自認是僱員、窮人和年青人，請撫心自問，恐懼和競爭是你力求上進的最重要動力嗎？想得到同儕的認同、想對自己負責、看到升職的希望、發現自己的意見和能力受上司重視，這些不都是你努力工作的原因嗎？然後，請再想一想，當你在工作崗位感到沮喪時，原因是你「缺乏競爭」，還是因為你那態度惡劣的老闆，或者那只懂阿諛奉承的上司？
如果在回答完上述問題後，你終於發覺自己並非一條必須靠恐懼才能激發潛能的沙丁魚，那你又憑甚麼覺得其他打工仔是？這種「沒有恐懼，就不會上進」的心理學推測，有任何統計數據去證實嗎？當然沒有，它只是一套沒被質疑過的潛台詞、一種無法被證實的信仰。而在云云信仰之中，我們選擇相信的卻不是自己，而是資本家。
就我看來，這套「呆滯沙丁魚和睿智漁夫」的敍事，早已深深根植在這城市當中，粗暴地侷限了我們的想像力和視野。我們總是依賴資本家為我們去觀察、去分析、去發聲，而他們幾乎總是說自己請不到好人材，巧婦難為無米炊。我們卻很少去問：缺乏競爭、太有安全感的，會否其實是那些老闆們自己？例如，我就常聽到街坊抱怨，說茶餐廳食物每況愈下，原因是人口太多，「根本唔憂做」。不難推測，若茶餐廳繼續供不應求而勞動力卻供過於求，則老闆勢必能一腳踢走索價高意見多的優秀廚師，再用低廉人工請個沒多少水準的廚師取而代之。就我觀察，這種去專業化、去技術化的趨勢已出現在不少行業－特別是那些老闆只靠人際關係就能搭到生意的行業裡。相反地，若本澳的勞動力繼續保持「質高量少」，則或許能迫使資本家及時「增值」自己的用人方法和社會責任感，最終把他們從落後的中世紀奴隸主心態中解放出來。
當沙丁魚以為自己是漁夫
然而，我們看不起的可不只是人性而已，我們還質疑自己生而為人的價值。也許看了太多的《康熙大帝》、《創世紀》之類的電視劇，我們總習慣性地把大企業、大家族看成是「大局」，而把自己有血有肉的幸福看成是應為「大局」而犧牲的「小我」；我們被教育如鳥瞰般俯視世界，而這種自命客觀的角度卻往往只看得見高樓大廈的繁華。正因為我們忘了從自己的眼睛和感受去理解澳門的發展，當我們閱讀鯰魚效應的故事時，我們太容易代入漁夫的角色去考量，太容易認同他，而忘記了自己是那條魚。
如果澳門是個故事，我們已不是裡面的主角了。經濟數據佔領了故事的中心，任何對它有利的政策－那怕是以憎恨和恐懼為基礎的政策都是必須的，即使它的代價是民族感情、公民教育、本土文化、居住品質、城市保育也在所不計。魚和牠們所承受的代價，在漁夫的敍事中根本不存在，像從沒發生過一般似的。
事實上，我到現在仍深感訝異，沙丁魚是如此容易就接受了不以自己為中心的敍事。好幾個月前，我在大學訪問了幾位大學生，想知道他們對內地生留澳工作的看法。一位澳門學生斬釘截鐵地表達他的支持，原因－想也知道－是「為了提升競爭力」和「促進經濟發展」；反倒是一位受訪的內地學生，滿臉疑惑地反問我：「可是，這樣對你們有甚麼好處？」這問題使我想起了故事中的鯰魚，牠們為何要在箱子裡亂衝亂撞？一個更有啟發性的答案是：因為牠們想要衝破恐懼的牢籠，想擺脫那早已不再以自己為中心的敍事。曾幾何時，我們也許會嘲笑內地人不聽專家勸告，到處搶鹽搶奶粉。可是，從人的角度去追尋人的幸福，從人的角度去瞭解人的處境，並質疑在此以外的一切權威，其實恰好承接了啟蒙時代那以人和他們的感受為中心的敍事，就像在五百年前，啟蒙哲學家湯瑪斯．霍布斯所告訴我們的故事那樣。就此而言，我無法否認，比起沙丁魚，鯰魚其實更可敬。
霍布斯的《利維坦》封面，象徵國家和國王的巨人由無數平民所組成，表達了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