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熱的八月十一日星期四傍晚,在那引來無數市民批評與嘲諷的「武林群英會」開幕前一刻,一幅上書 「文物殺手譚俊榮」的黑色直幡突然從天而降,自愛都酒店頂上垂下,直面塔石廣場的文化局。雖然直幡十五分鐘後已被拆除,但網絡時代,該張相片在網路上所帶來的回響久久不散,人們的情緒沸騰起來,似乎有出了口氣的感覺。黑幡行動所引爆的,是民眾長期積壓對粗暴施政的憤怒,當理性的討論被抹殺,民間只能以悲壯的行動作回應,尤其在政府以快速行動突然清拆了山頂一間石屋之後,已到臨界點。兩位學社成員隨即被捕並被拘禁了超過廿四小時,最後警方指控兩人的罪名是涉嫌「侵入限制公眾進入之地方」及損毀鐵絲網,為了兩位保育人士,竟不惜安上兩條欲加之罪。
城市進入黑暗時期
自譚司上台後,市民被多項保育議題疲勞轟炸:愛都・新花園重建計劃、山頂傳染病大樓要開挖山體、接近民居、拆卸山頂醫院倉庫及戒毒中心,還有渡船街一號、崔家老宅,就連路環荔枝碗船廠,至今都未能決定是拆還是留。這當中大部份為官方操作,只有如渡船街一號是業主反對保留,一連串的保育爭議接踵而至,城市已進入大破大拆的黑暗時期。保育議題無疑就是此刻當下我們所面對最大的文化議題。
在以上的保育爭議中,我們時常看到一些官員說出邏輯混亂、顛三倒四的話來迎合形勢,前言不對後語,無法把持應有的原則和專業操守。如要拆屋時就說 「我們應該向前看」,或者拿條文出來護身:「不在保護區、亦非文物」,甚至認為只需以相片、文字記錄就可以,不需保留實物;若然想保留一個地方時就說「我們還有什麼可以留給下一代?」或者「具有社區特色」;譚司甚至帶頭扭曲民意,動輒自詡他的做法跟隨「主流民意」,然後引用特權,話拆就拆,不理現實中合乎情理的申訴,充份演繹長官意志,一個小小的地方官,竟可橫蠻至此。
專業淪亡 文化陷落
當譚司帶頭以「少數人應該尊重絕大多數人嘅意見」 來決定這些建築的生死時,他同時宣佈了一個專業的淪亡、整個文化價值觀的陷落。
早在1944年,梁思成便曾一語中的地說過:
「如果世上的藝術精華,沒有客觀價值標準來保護,恐怕十之八九均會被後人在權勢易主之時、或趣味改向之時,毀損無餘。」(《為什麼研究中國建築》)
在梁思成的年代,政治威權完全凌駕於文化和倫理之上,知識份子只能接受現實,置身悲情的命運之中。難道我們今天,仍然要陷入覇權年代,接受城市變得如此悲情?
當年的悲劇 今天還在上演
現實總在吊詭的地方把悲劇不斷重現。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陳占祥向中央政府遞上了著名的「梁陳方案」,以力保北京市內文物建築為大前提,建議把行政中心設在西郊,這是新舊兩全、符合自然、更為經濟便利,以及能逐漸分散市中心人口過於密集的做法。最後,毛澤東卻採用了蘇聯專家的建議,把行政中心放進古城,以舊城為中心進行擴建。不到五十年,梁思成和陳占祥所擔心的各種都市問題都出現了。
北京城內許多古建築於是皆以妨礙發展之名而不被保留。在拆毀天安門兩側的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時,梁陳兩人與有關委員發生激烈的爭論,最後,有關當局找來一批三輪車夫,哭訴他們曾在城門所出過的交通事故,製造出大量「主流民意」(去年在愛都諮詢進行期間,同樣有班市民出來指控愛都壁畫傷風敗俗),而梁思成保護位於中軸線上、天安門城樓兩側長安左、右兩門的建議,則被認為是「影響人民利益與首都建設」,城門被全部拆除。
當「梁陳方案」沒被採用時,兩位建築師仍奮戰到底,交上各種修訂方案,以文字、圖則,力陳利弊,能救多少救多少。當時還未流行「活化、再利用」等的字眼,但梁思成在極力保留北京古城牆和城樓時便提出了在保留的原則下,城樓可以做文物陳列館,城牆上可以成為公園等建議,遍植花草池塘涼亭,可以遠望西山和紫禁城宮殿:「它將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園之一 ── 一個全長達39.75公里的主體環城公園。」然而最後,這列自元朝以來陸續興建起來的古城牆,經歷了這麼多朝代的戰亂,即使在抗戰時期都沒有被摧毀,卻在和平時候,以限制和妨礙城市發展為由,被中國人自己拆了。
梁思成對當時的北京市長彭真說:「五十年後,歷史將證明你是錯的,我是對的。」
近年,北京一些地區的古城牆和城樓開始被考證和修復,甚至建起了「明城牆遺址公園」,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開放給人們參觀。政府甚至想恢復昔日北京的城池,包括護城河以及之前拆走的城門等。而當初梁思成早就說過,「北京是一個先有計劃而後建造的城……那宏偉而莊嚴的佈局,在處理空間和分配重點上創造出卓越的風格,同時也安排了合理而有秩序的街道系統……而且北京建築的整個體系是全世界保存得最完好的……」(《北京──都市計劃中的無比傑作》)
然而北京早已不是當年梁思成筆下的那個北京了。即使在今天他也無法阻止市內那降臨在胡同老宅身上的一片拆遷之風。
「如果這一片古城可以存留至今,那將是世界上惟一得以完整保留,規模最宏偉、氣勢最磅礴的歷史文化名城,就連今日之巴黎、羅馬也難以企及。」梁思成學生,中國古建築保護專家羅哲文今天這樣說。
保育不斷被「誤讀」
「梁陳方案」沒有被採用,當年除了因為最高領導人的一意孤行外,還因為許多人、包括建築師在內,對此方案所產生的「誤讀」──「在一些人眼裡,『梁陳方案』成為了『僵化』、『守舊』的代名詞,也許,當年正是這種極端化的思維方式,『非黑即白』式的社會意識,才是造成這兩位學者悲劇的淵藪。」(《梁陳方案的歷史考察》,王軍)
這種極端化的思維,在今天難道就不存在了嗎?時代並沒有進步多少。有一種聲音時常是這樣說的:「如果這也不拆那也不拆,城市就不用發展啦!」保育的建議常被認為是與發展針鋒對立,因而被剝奪了一切的想像可能,甚至被說成是「少數人的聲音」,相對要發展的「大多數人」來說。譚司叫「少部份人莫再糾纏」,其實,不要再糾纏於上世紀思維的是他自己,從來發展與保育不是只有對立。一個無法認識到城市自身價值的管治者,只是不斷重複歷史早已驗證的錯誤。
自毀城牆 有何得益?
今天拆了愛都、新花園、山頂醫院兩間灰石屋等,我們可以得到什麼?這一個青少年文康中心,一定要起在這裡不可嗎?城市裡難道沒有別的地方更適合?我們難道不能修復、再利用原有的愛都建築,使之成為一座既有歷史價值、又有建築特色,只屬於澳門這個城市的,獨一無二的公共空間嗎?
我們非得要把古老的泳池拆了,變成新式的泳池,為什麼不能優化原有的設施(其實現時泳池設施已經過翻新,內外都十分新淨),而非要摧毀一個有非凡意義的建築,以及大眾的集體回憶不可?!到底哪一個方案能為市民帶來更高的價值?不只是經濟上的價值,還有那更長久的,文化上的價值。
今天的保育工作離不開對過往歷史的尊重,同時,今天的保育工作,也在為日後的城市寫下歷史。在梁思成的年代,他無法改變當時人們老舊的思維和極端的政治形勢,城市的面貎是永遠無可挽回了,但他留下給世人的研究成果、豐富的知識以及一切所曾做過的努力,都在為後來者樹立最佳的典範。然而今天的在位者們,你們正在為這個城市的未來,留下了什麼?!
《梁》
梁思成著,林洙編,中國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