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方：
直選議員及工聯副理事長關翠杏
其實內地和香港都已有最低工資規範，只是澳門仍未實施，但其實澳門就最低工資立法，早有法理依據。早於1959年，葡國就將有關最低工資公約延伸到澳門，但由於公約的實施需要透過當地立法來執行，於是在98年澳葡政府立法，4/98/M號法律《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當中規定澳門政府必須採取措施，以確保最低工資及其定期調整。而這是政府仍未履行的法定責任！另外從實際來看，澳門現時正處於經濟急速發展的時候，正正應該具條件制訂最低工資，去保障最低收入的弱勢群體，以及使勞動者具合理和有尊嚴的收入。然而，分析各種因素，可以預期本澳制訂最低工資的難度非常之大，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政府決心不足，仍未有履行這個責任的要求；
二、商界經常以中小企經營困難來推搪，近年商界不斷強調中小企生存困難的情況下，我相信阻力比較大。但我並不認同中小企的生存一定困難，因為過去我們說中小企時，他們當然面對跟大企競爭，但我們的市場亦越做越大了。如今的中小企並不單純做街坊生意，也同樣面對大量遊客，提高了貨品的價值，環境已經改變，但他們仍不斷說自己的經營有多艱難。還有政府對中小企的支援政策，所提供的條件，包括裝修、改善營商條件等，都是大量的資助。但中小企仍不斷強調困難，我感到問題是中小企在這環境中，要不是沒好好把握機遇，就是有些人誇大困難。
三、既然現有如此尚佳的外在環境，中小企如何利用本澳不斷的旅遊發展，每年承接數以千萬計的遊客，而分享到經濟成果呢？其實靠的特別是飲食服務界行業，更依賴是大量的人力資源，如何令員工安心工作，願意留在中小企提供相對優質的服務？尤其現時的飲食行業，為何小企會有發展空間？例如澳門傳統的，人手整作的食品更具吸引力，而非大企的機械式製作。他們未有客觀分析過這一點，而只是強調人力資源昂貴，請不到人，卻沒有轉變思維，考慮如何利用發展空間，這是個困難之處。
四、政府也沒有將核心問題的焦點，向社會各界闡釋：「現時舖租可以加，材料可以加，偏偏人工不可以加！」甚至所謂的預期加價，預期的通脹效應，自動就會加價！本來未需要加價的都已經加價，但工資就偏偏認為不要加。我感到首先政府對這些問題的立場，還未清晰！也未有去分析整個市場和經濟環境到底發生了甚麼變化！
五、無論勞資雙方，都不熱衷於最低工資的訂定，這正是政府政策的後遺症。在最低工資訂定無期的時候，也在最低維生指數不斷提升的時刻，如何去幫助工人，當時我們提出最低工資補貼。現時最低工資補貼已達四千四百元，只要工人收入低於這個數就有條件申請，所以工人亦不會急於要求訂定最低工資，除非最低工資標準高於這一個標準。所以這方面凝聚社會共識上，由於現時的政策效應，它反而會令最低工資的推行，面對特別最低層收入人士的阻力。我們早前跟進的申請個案中，有的很過份，月入最低竟可以是八百元！其餘則為千餘元二千元。今時今日的澳門環境，這樣的人均GDP情況下，且人力資源大量不足，需要大量勞工支撐的環境下，為何澳門人的工資可以低到這地步？問題是大家都覺得無問題！原因就是政府做了補貼！也沒有對有問題的個案進行跟進，及公示於社會。我很難相信今時今日，一個老闆以八百一千元去請一個人，然後大呼人力資源不足，人才不足的話，我煩請你將情況向社會公開！你現在並非如此，政府現時所有事情都沒有人知道的，是我們去跟進個案時，才發現最低原來有這樣的申請。現在老闆會跟工人說，不用加工資給你，你喜歡的話甚至工作幾小時，收少一點工資，我就可多聘幾個人，然後去申請勞工額，大家齊齊騙政府，工人又樂意！但我要強調，這並非政府所付的錢，這是公帑！是澳門人的共有資源，所以這問題上，怎可能那麼隨意？我們認為，一些低收入的，例如三千多元，當然期望政府做些補貼，這個還可接受，但怎麼可能有八百至兩千元的人工？變相現在大家甚麼都不做，中小企說經營困難，政府則說願意補貼，工人又不爭取。
當然我們相信，那些不合理的只是極端例子，本澳大部分的經營者，都願意給員工合理工資，的確他們也面對經營的壓力，就是大企會跟他們搶人力資源，但從小企的經營角度，必須認識人力成本是他們最重要的資源，因為談服務，特別是出品，優劣是直接涉及企業營運的，所以必須留住可以幫助企業的員工，但沒有合理工資，如何留住這些員工呢？現在有些小企業，並沒有留住人才的概念，只會想到聘請不到人，就期望政府批給勞工。這個意識有調整的必要。
但更關鍵是政府明確自身的立場和做法！作為政府的責任，就是如何確保一次分配是公平，為何我辛勤工作了八小時，卻無合理和有尊嚴的收入？而要以公帑的補貼來糊口。隨著澳門庫房有錢，喜歡派錢，自食其力的價值觀漸漸淡化了，這其實對澳門未來整個城市的競爭力，很有影響關係。要強調的是，大家應該明白，透過工作和努力，改善生活素質，而非依賴政府！現時澳門因開放賭權，目前仍有優勢，但將來更多地方開放賭權時，澳門就再沒有這個優勢，澳門人必定會面對競爭力的問題。
總括而言，澳門現在是時候，亦有條件討論為最低工資立法。
資方：
商界間選議員及中華總商會理事長高開賢
對於是否制訂為最低工資立法的議題，商界有以下顧慮，必須提出讓社會進一步思考。
一、最低工資立法或會提高失業率
最 低工資立法對於社會的整體經濟以及社會發展是有一定影響的。最近，香港就五月一日將正式實施的最低工資爭吵不已，形成社會分化和內耗，妨礙經濟發展，亦破 壞勞資關係和不利於社會和諧穩定，這些情況都是值得本澳借鑒和參考。香港未立法訂最低工資之前，已有香港學者估計最低工資對香港的打工仔禍福難料，部分工 人或會因而獲得加薪，但不排除相當部分的人卻因而要面臨「裁員」的困境，學者提請香港政府需要作好準備，應付落實最低工資後的衝擊。事實告訴我們，鄰埠因 即將實施最低工資所衍生的社會問題與矛盾正是預料所及，現一一逐漸浮現。
可以說，最低工資立法將有可能提高社會的失業率，這樣受到影響的不單是勞動階層，還會加重社會的成本負擔。
二、最低工資立法或會影響市民的就業機會
最低工資的確立是為保障工薪階層的利益，其中多為保障低技術工人，如一般的清潔工人或者是物業管理人士等。由於其大部份自身學歷比較低，年齡也偏大，因而缺乏議價能力。故此，勞工團體有強烈要求透過立法保障這些低薪階層的收入。
最近，政府提出先就「清潔」和「物業管理」兩職種著手研究推行最低工資。但從現實角度、實際情況來看，低技術、低學歷、年紀較大的工人和欠缺經驗的部份年輕工人生產能力往往較低，因此在自由經濟體系社會，應理解僱主只可能根據僱員的實際工作能力和效率支付相應的工資。
如果有最低工資限制的話，僱主不可能繼續聘用那些他們認為效率不達到這個工資水平的人士，包括見習工和學徒。可能最後造成最無工作經驗、無能力的弱勢社群、低技術、低學歷甚至一些有身體缺陷的人士失去就業機會，從而造成社會就業的不穩定因素，亦是間接增加政府負擔。
三、最低工資立法會破壞市場經濟規律
最低工資的訂立或會嚴重干擾自由經濟市場需求與供給關係，扭曲秩序法規。假設工人薪金不是根據市場供求關係制定，代之以工人及其家庭合理的生活需求而定，這就可能會造成不同技術要求的工種，薪酬給付卻相同，影響僱員在工作上的積極性，從而削弱企業競爭力。
假如由此而影響到企業的營運，縮減企業規模和人手，那最後受影響的一定還是僱員，而僱員最後又覺得企業無前景，而無心工作，便更打擊企業的營運，不良的結果不斷循環，最後導致社會的發展進入到一個壞的發展軌道，影響經濟發展。
四、最低工資立法將加大中小企業營運困難
回顧本澳勞動情況，自從博彩業開放以後，大型外資企業進駐澳門，在促進經濟發展和改善就業狀況的同時，也拉高了薪酬待遇水平；再加上高昂的舖位租金和水電費等，營運成本劇增是客觀事實，導致幾乎所有的中小微企經營舉步維艱。
除此之外，人力資源問題也加重了中小企業營運的困難，面對如此營運艱難的情況，目前不宜勉強催生最低工資立法，避免令到中小微企的經營百上加斤。
五、最低工資立法加重市民生活成本
爭 取最低工資原意是為了提高僱員的薪酬以至生活素質，但須仔細分析，一旦設立不設實際的最低工資，企業將會出現營運成本的提升，為了減免成本帶來的經營困 難，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企業唯有把成本負擔轉嫁給消費者，來作為減輕營運負擔以至虧損。最終的結果，市民並沒有享受到最低工資帶來的好處，反而只會感受 到最低工資立法帶來的壞處，正所謂「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到那時候市民也就會明白最低工資立法為市民帶來的只是生活成本的提高。
上述的可預計後果都有機會隨著最低工資立法而衍生。可以說，一旦最低工資立法最終通過，社會穩定有可能受到破壞，本地經濟未必能夠良好的、持續的發展，社會矛盾或將不斷增加，這是市民不願意看見的。
澳 門現階段並不是一個適當時候為最低工資立法。因為，可預見的是，中小企、商號將會百上加斤，到時唯有少請一個人，或加多時薪工人的工作量，甚至把成本負擔 轉嫁給消費者，來作為減輕營運負擔。同時，在研究最低工資立法時一定要充分考慮營商環境，掌握充分，客觀的論證，以適當的方式、適當的水平、在適當的時間 方可為之。不要抱著「人有我有、為立法而立法」的心態，以免為社會長遠的發展埋下隱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