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基的能量

022 一同愛 紙本月刊

文:論盡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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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5年02月15日 11:11

關於人類情慾特質的討論,從古到今的歷史上從沒停止過。尤其西方現代社會,更曾在性觀念與性實踐經歷過激烈的的轉變。以同性戀為例,從近代到現代西方,本質論的觀點曾長期佔據主流地位。亦即,同性戀是天生的,因為基因、荷爾蒙等生理出錯、精神或心理毛病,成為相對於「正常」異性戀外的變異人種。

這種觀念構建了現代以異性戀為基礎的社會制度,包括家庭、學校、宗教、醫療、企業、政府、生活空間等,盡皆以不言自明的異性戀邏輯安排。為了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同性戀者成為必須被矯正的對象。這種歧視,合理化主流社會長期以來對性少數包括同性戀者的全面壓迫。

同性戀本質論的神話,雖然在大眾社會仍有部分市場,尤其在比較保守的亞洲地區更甚,不過,伴隨西方社會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同志運動,學理上同樣提出了強而有力的挑戰。很多研究已經證實,我們現在框定的同性戀特質,根本是十九世紀以後現代社會的發明。

以古希臘為例,文化史學家Halperin指出,當代對性慾對象的區分主要是針對生理器官所決定的性別,同性相交即是同性戀,異性相交則是異性戀。但是古希臘的性就不是從性別來做主要分類,而是公民與非公民、強權與弱勢的階級關係。具體而言,一個成年的男性雅典公民只能和法律上不具備完全行為能力的人(非公民)有正當的性關係,他性慾望的適當目標包括了女人、男孩、外國人和奴隸。如果稍為留意,我們會發現古代中國的性關係也有相似的情況,有權者的性慾對象並不以生理性別為限,晚至明清的文學作品中仍然有大量的證據。小說在寫到賈寶玉、西門慶等發生的男男性行為情節時,就如吃飯拉撒般平常。這些作品,在流傳過程中也沒有引起特別的關注,倒是現在的人以當下對同性戀的理解去詮釋時,肯定不會將賈寶玉、西門慶等歸類為同性戀甚至雙性戀,而變得百思不得其解。

因此,將性慾特質視作特定社會歷史脈絡的建構,可以是同志運動很好的切入點。同性戀者不是乞求主流社會的容忍、接納,而是有能力重構性少數、性實踐的意義。這就是為什麼西方社會的同性戀者可以把一個原來充滿敵意、而且是侮辱同性戀的稱謂「queer」(酷異/酷兒),用來稱呼自己而不在乎自我醜化,甚而進一步推動性政治的酷兒運動。

酷兒運動重構性實踐的意義,是為了推動性解放運動,從而達到人的解放。此話怎說?傅柯畢生研究權力/知識的動態關係,課題從醫學、監獄、精神病等,直至最後的性慾史,其核心是現代社會如何規訓,以至促使人類自我馴化,成為適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人種。這種權力,從各種社會機構,一直穿透到本來以為是最個人的性活動。人類關於性、關於身體,莫說實踐,連想像也已被固化。而同一化,正是反人類法西斯社會的基礎。

在港澳社會,「搞基」一詞曾是八十年代主流社會侮辱同性戀的稱謂,但從基進同志運動的角度,某程度上比外來的「queer」更有積極能動的潛力。除了追求同志社群融入主流社會的平權運動,「搞基」更有個人政治的意味,是主動的去「搞」去踰越性別/性的既定界線,具有身份認同流動的可能,是一種值得培養的能力,也是一種有力變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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