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大腸癌，Flora丈夫去年十月離世。六神無主的她，慶幸那時聽朋友勸說，當機立斷要在英國留學的女兒回來陪爸爸走完人生最後一程，不致於終生抱憾。令Flora耿耿於懷的是，為何診治過程直至病人臨終，家人都要「估估下」？完全無法從醫生口中得知確切的狀況，好安排接下來的每一步「病人有絕對的知情權，但醫生卻不會正面跟家人分析病情，究竟剩下多少時間，半年還是半個月？死亡的確很難接受，但心中無底，何嘗不是另一種折磨？」
Flora憶述，丈夫的病情來得很急，發現得很遲，確診時已是大腸癌三期，家人都眼前一黑，仿如墮入深渊。手術、化療、穩定、復發、再一次化療，已數不清進出醫院的次數。求醫過程是一條漫長的苦路，恐懼、焦慮、挫敗、無助、疲憋將病者和家屬緊緊綑在一起，幸好有家族成員互相關心和支援，分擔照顧的工作，否則早已將她壓垮。
一年多時間，家庭經濟全壓在Flora身上，情緒亦跟隨丈夫病情如同過坐山車一樣。抵不住化療，越來越虛弱的身軀從二百多磅一下子暴瘦，從拄拐杖出入到要坐輪椅，後來甚至要用人工肛協助排便，「其實就是一個貼在身上隨時準備裝糞便的膠袋，會不定時流出來，會有臭味、會滲漏，也有可能會溢出，可以想像有多困擾、尷尬和難堪，驚到不敢出街。個袋只是貼在皮膚上，夏天有汗水，接口的皮膚很容易潰爛，可想而知他有多辛苦。」癌魔步步進迫，得勢不饒人，要奪走的不光是人的健康，還有生存尊嚴。
「他會說對不起，覺得照顧不了我們，有時又會好綳、好嬲。」Flora只能不住的安慰。
沮喪、無助，很容易擊潰病人和家屬。Flora說照顧者其實需要很多支援，包括心理輔導、生死教育，家人開始要學會如何面對死亡，適當時候查詢病人意向，昏迷後的預設醫療指示，是否繼續搶救？還是使用舒緩療法減少病者的痛苦？更重要是，家屬要掌握足夠的資訊，知道病人的情況，治療步驟、有甚麼選擇和利害關係，要用甚麼藥、之後可能有甚麼反應，要怎樣隨時應對……第一次化療後，癌細胞已擴散至脂肪層，穿過大腸擴散到腹腔，Flora已心知不妙，不斷上網找資料，積極面對的家人也有一定心理準備，只期望從醫生口中了解確切的病情，但這些基本要求，在澳門的醫療系統下往往變成卑微的願望。
「可能不是每個人都接受到，但絕大部分醫生都不敢跟我們談死亡，最壞的情況會是怎樣，只是要護士跟我們說，但家屬需要的是醫生正面的溝通、分析病情，病人有知情權，不是顧左右而言他，幾乎每次都只是說：幾好呀、唔錯呀、係咁架啦。」
直至最後一次上急診，當值醫生委婉的跟她暗示，癌細胞已擴散，建議不要再做入侵性治療，轉介康寧中心，讓病人舒服些。一切來得太突然，Flora直言那一刻有一股寒意從背部直衝上大腦，「從未試過這樣，我還未接受到，心裡只是想：唔係咁快呀？」
Flora說，如果早點知道，如果有更多選擇的餘地，她寧願丈夫少做入侵性治療，不開刀、少抽腹水，減少化療次數，換回更多有生活質素、有尊嚴的時間。拖到最後才突然揭盅，對病人、對家屬的打擊絕對不會少，醫患雙方都不應逃避死亡。澳門醫院應傚法外地，由醫護人員、心理治療師和社工與病人、家屬共同開會，及早坦誠溝通，讓病者爭取餘下時間，安排好身後事，家人亦有時間安排，放下工作全心陪伴，這樣即使病人過身後，家人也算是圓了心願，較容易走出哀傷期。
癌症病友和家屬很需要情緒支援，但澳門長期缺乏相關心理輔導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