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二〇二〇年去（舊法院）時，就說這個地方不會很長久地給你用，很快他就不是表演場地。這個我聽了三年，我就覺得每次看演出時就有一種『它是不是最後一次』的憂慮，然後到《海鷗來過的房間》音樂會，發現真的到了最後一場。」說起舊法院黑盒劇場的結束，觀眾沅泱這樣說起。
沅泱是來自內地的學生，也是近年本地劇場表演的常客。來澳約六年的她憶述，自己第一次到舊法院看戲是二〇二〇年九月，那是藝團「石頭公社」的作品。「那時我知道原來那裏可以看演出，就知道了舊法院（黑盒劇場）。」她表示，當時感覺舊法院作為演出場地的形象比較強烈，空間特別，沒有很覺得這裏曾是個法院。「我印象中這地方除了是一個表演場地，還是一個很好的展覽空間。它一樓就辦過一些很好的展覽，路過那地方時我會進去看。」
而為她而言，舊法院是她在澳門這幾年間「最代表澳門的空間」。「黑盒劇場不是只有澳門有的東西，其他地方也有黑盒劇場，但可能因為我第一次看正式的演出就是在法院那空間，所以它對於我來說，就是一個讓我最能夠感覺到澳門和戲劇這兩件事對我有影響的一個存在。」
舊法院大樓曾是政府合署，也被評定為「具建築藝術價值之樓宇」。
歷史性的出現
舊法院大樓黑盒劇場由二〇一四年起啟用。根據文化局回覆《論盡》，截至今年五月二十八日，即舊法院最後的演出完成時，黑盒劇場已舉行一百九十七套節目，意味着這大約十年間，每年在黑盒劇場演出的作品有近二十個。
劇場工作者莫兆忠形容，舊法院黑盒劇場的出現是「在對了的時間，做了對的事」，而且是「歷史性的出現」。他憶述，過去政府一直沒有「黑盒劇場」這概念，舊法院黑盒劇場是澳門第一個官方營運且設施相對專業的黑盒劇場。而劇場啟用時，正值澳門劇場全面職業化的發展，陸續有修讀舞台燈光設計、舞台設計等專業的人回澳工作，於是舊法院的出現為他們提供了很不一樣的實踐空間。
同時，在莫兆忠看來，文化中心的場地政策和公務員的管理方式密不可分，而舊法院則是專門以作為藝文場地的目的去慢慢建立政策。原本管理舊法院黑盒劇場的職員，本身對劇場藝術就有相當的理解，也知道基本原則，例如營運方式、劇團借用的公平原則等。這讓一班修讀了劇場設計或技術的畢業生回澳從事製作時，有一個能跟他們平等對話的實踐空間。「Peggy（劉佩儀）我認識了很多年，她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對於某些原則的東西她抓得很緊。但因為她對劇場藝術本身是了解的，她知道在某個原則底下，怎樣保持一個給藝術工作者工作的彈性。而且她知道劇場發展是怎樣，要如何去調整那個運作的制度。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所以我覺得那十年，對於這一班慢慢從畢業生變成現在差不多進入中生代的劇場人，那時期真的是很重要的發育時期。」
「較可惜的是參與建立政策的劉佩儀已不在世。由舊法院最初營運至她離世的二〇二一年，她是最前線的劇場工作者。她不斷修改、撞板、建立，過程都是她，她才是最前線，才是澳門現在很需要的人才。很可惜她現在不在了。」
「這幾年舊法院的使用就像沒政策般，經常發生很多事不知怎辦，或朝令夕改，或保安人員的素質有很大問題、和使用者之間的關係有很多矛盾。這些是過去沒發生過的，或可能有發生過但會很快得到處理。但在舊法院最後一兩年，劇團去做演出之所以有這麼多矛盾和衝突，其實和管理政策有關。」
住在氹仔的沅泱表示，舊法院的位置非常便利，從家裏出發，最快可以十五分鐘就到達，「但讓我十五分鐘到文化中心是不太可能。另外，舊法院是不讓遲到的人進場。」所以整個觀演體驗很不一樣。澳門舊法院黑盒劇場、網上圖片
空間反映政策思維
莫兆忠認為，舊法院黑盒劇場孕育了一班劇場工作者，也對澳門那十年的全職劇場工作的發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動力，換成另一個場地不代表做不到，但他形容，變成新場地後，整體的配套——不論是內部的運作方式，還是與市民大眾的關係——都「回不了頭」。「就覺得我要接觸一些藝術，要特地去（文化中心）那裏看。這牽涉到整體的城市規劃，或整個文化政策的思考模式。可能新一屆的特區政府對這方面的理解，是有它自己不同的價值觀。」
他指出，綜觀舊法院的歷史，這建築是一個功能在不停變動的空間，而這空間在承載什麼，反映這城市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改變。他認為，要一般市民慢慢認知到在舊法院可以接觸到文化藝術，需要一定的時間，而當市民對它是藝術空間已有一定認知時，又突然撤出，其實是增加了政府在這方面的成本。「我們只能夠不停地『這個不能用』、『這個不夠用』、『那個拆掉』、『那裏又建一個』。我會覺得城市的氣質，或者歷史文化的底蘊，不是真的那麼受到重視。它只是變成了一種這個城市的賣點，不是真正珍惜或堅持這方面。」
在莫兆忠看來，舊法院黑盒劇場不能說是「搬」到文化中心，因為兩者承載的意義並不一樣。劇場的地點不同，與城市的關係也不同。在他看來，思考一個文化設施時，不能把地點、管理模式和技術硬件互相分開。「雖然也可以說『地點較差但管理較好』，但作為一個文化永續城市，這樣就太過退而求其次。」他又有感，現時不論是場地政策或資助政策的發展都不明朗，文化藝術的身份也越來越模糊。「是在做藝術工作，還是旅遊活動推廣？出現的是文化局長還是文局長？這不明朗包含了很多方面。」
訪問當天，文化局尚未發新聞稿表示「組織了逾50位界別團體代表參觀新建場館」。莫兆忠表示，自己不知道有參觀。由於不知道新場地的情況，他未能對場地產生太大的期待。攝影：張銘洋
看不見的地方正在改變
沅泱形容，場地的改變是「澳門正在變化的一部分」，而這種變化是緩慢而不知不覺的。「我覺得（澳門）普遍的建築，它的功能就算變，不會是一年兩年、劇烈快速地變化，它可能是三年五年七年，然後再說它要怎樣。就是它的變化就算有，也是很緩慢的，但是它是一個正在變化的城市。」
她有感，澳門越變，「就越變得沒那麼休閒，而變得更功利了。」「我覺得它這種變化的話，可能就是比如我三年五年之後再回來這裏，我就發現它和我曾經使用的那個空間是不一樣的，或是說我在想要在懷念什麼的時候，我已經找不回來了，我只能站在舊法院門口，等一下還有個阿叔出來趕我，說不要站在這裏。」
「從旅遊塔上面整體來看，這個城市還是那些樓，你可能不會這樣覺得，但是它內部有細微的變化。我覺得舊法院它外觀不變，它功能在改變，就是這種細微的、你只有進去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