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與藝術相關工作的Joey，自己也一直在畫畫，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她就開始跟著繆鵬飛先生在崗頂的視覺藝術學院學習繪畫，與繆先生及他的一家人都相識良久，他們對Joey 來說，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樣親切。當時她還是中學生，父親的一位朋友碰巧認識繆生，便帶著她前去拜訪。
九十年代的澳門要學藝術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沒有藝術學院，沒有畫廊，只有一些偶爾會搞展覽的多功能式的政府場地，展覽很多時就只是幾塊可以移動的展板組裝起來。繆鵬飛於八十年代來到這樣的澳門，剛來時他曾在一間陶瓷廠裡畫東西以謀生。父母親帶Joey去拜訪繆生，那時的情景，她還一直記得。
「那時他剛好穿了一件浴袍，露出了胸口，繆太就囑他把衣服穿好一點⋯⋯」這有趣的細節打破了當時拘謹的氣氛，令那時還是小孩的Joey覺得這位不拘小節的老師似乎有點不一樣。「這麼多年來，他們待我都是十分親切，就像家人一樣，每次我去他們家，繆生都會拿東西出來給我吃，如果繆太不在家，他就會打電話問繆太，看看有什麼吃的可以招呼我，雖然這些都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但現在回想起來，其實十分感動，好像我還是小孩，繆生就像是爸爸那樣待我。記得初見面那天，他拿了雪糕和汽水出來，問我吃不吃，我說不吃了，繆生就把雪碧倒在雪糕上，說：那我就吃了，然後一個人吃起來。」回想往事，Joey像小孩那樣地笑著，她說不知為何，許多像這樣的小事總是特別記得，許多繆生說過的話也會時常記起。
「用許多方式來鼓勵你思考」
曾在崗頂上課的一班學生中，Joey 與唐重是同期的，兩人都深受繆生的影響，也一直創作至今，而且走的都是當代藝術的路向，內在的探索也很相近。到底當時繆生在崗頂是怎樣上課的？在那個年代，當代藝術可以怎樣教？又是怎樣的教學方式能使這些學生走出自己的路來？
「開始時也會教素描那些，其實什麼都會教，但繆生最主要的是給你一種思考的方式，可能給你看很多作品，那時崗頂有個圖書館，可以看到一些畫冊，因為他教的是比較觀念性的東西，他會提出許多不同角度啟發我們去思考，可能他會給我們一個物件，然後讓我們試著用不同方法來表達，十個學生可能就會有十個不同的表達。教mixed media（複合媒材）時，就讓我們買不同素材回來做實驗，有同學買了金銀衣紙回來做拼貼，她的家人覺得很奇怪為何畫畫要買這些⋯⋯當時覺得上課真的很好玩，繆生就是用一個方式來鼓勵你思考，這點是最重要的，當然他也有強調基本功的部份，但當要學生做創作時他強調的就是思考。」
由於澳門當時沒有正規的藝術課程，大師級的老師也只能教興趣班，所以在崗頂上課的學生什麼人都有，Joey和唐重是青少年，有些同學則是已在工作的成年人，大家抱著不同心態到來，但難得的是，這些都不會影響繆生教學的熱誠。
「即使學生中有不同的程度，如唐重的素描畫得很好，但繆生不會以此進行比較，反而是把學生不同作品拿出來，引導學生去注意各人表達方式上的不同，提醒學生去多關注畫作想表達的內容，而不只是技巧的高低，這點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Joey 說，其實當時很少老師會關注這些，學校裡更加不會。在澳門還未有『藝術教育』這個類別出現時，繆生已經捉住其中精粹，以其對當代藝術的觸覺和熱誠，用這樣的方法在教導學生了，也是這一種教學方式培育了一班有創造力的學生，這個教學模式即使在今天，也是相當難得的。
「有時我們也會畫人體，裸體的和穿衣的都有。面對同一個model，每個學生畫出來都會有點不一樣，如唐重可能會畫得很粗獷，我就畫得很正常，我記得繆生說像我這樣的畫，可能是一般人會比較喜愛的，因為畫得似，但唐重把女模特兒畫成像男人一樣，可能別人會不喜歡，但這其實是很有趣的表達，為何同一個model大家會有這樣不同的表達？藝術家想呈現的是什麼？繆生是在引導學生不要畫成一式一樣的去取悅別人，應該要有自己的表達，這點對我來說是最重要的，也畢生受用。」
「現在回想，那時能遇到這樣的一位老師，是我一生的榮幸。」
啟發與分享比「教」更為深入
那時在崗頂上課十分自由，可能由於是興趣班的緣故，沒什麼教學上的壓力，繆生可以與學生分享很多不同事情，Joey很懷念那樣自由無拘束的氣氛。「我不是很想用『教』這個字眼，我覺得『分享』反而是更加深入的，更像他做人的方式，他就是全部都會和學生分享，分享他對藝術、尤其是對當代藝術的看法，有時還會組織我們去香港看展覽和一些Art Fair ，有時會請大陸、香港的藝術家過來，總之會用很多方法。」其中最使她入迷的就是聽繆生講美術史，講一些大師的故事。「很多故事都很深印象，有些故事很瘋狂，也有很多令人感動，如他講到林布蘭（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晚年時十分潦倒，被人上門追債，林布蘭想進去找些值錢的東西，但經過自己的畫時又忍不住畫起來，完全沉醉其中，忘了追數的人還在門外等著⋯⋯我們都笑了但他講到這些時又會不期然眼眨淚光⋯⋯這些都是繆生留給我的回憶。」繆生對藝術的虔敬之心，深深打動那時的少年人，對還是荒漠一片的澳門來說，是甘泉。
「有時候我會覺得，畫畫什麼的也不是那麼重要了，我不知道別人的人生追求是什麼，但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在你的生命中曾經遇到過這樣的一個人，畫畫或者藝術的背後其實最重要的還是人，如果生命中曾經遇到過可以這樣帶來改變的人，他對你所留下的是一輩子的。」
「有時繆生也會講自己以前的經歷，那些在我們聽來都是不可思議。如他提到以前在大陸最困難的時候，為了想看一張畢加索，他要想辦法先弄一個只供內部參考的圖書證，才有機會看到外國的家居設計書籍，在家居擺設的圖片中某處掛了一張仿製畢加索，他就會用透明的白紙把這張畫複製下來，再拿回家慢慢研究。」據知，繆鵬飛先生在六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期間，便開始暗中蒐集西方現代藝術資料，尤其醉心於畢加索等大師的作品，當時便曾仔細臨摹畢加索等幾十位西方超現實主義大師的作品［註1］，這種對藝術的熱切渴求、發自內心的熱誠，在數十年後亦慢慢感染了當時在崗頂上課的這些少年人的內心，滋養了他們的創作熱情，引領他們找到自己的路。繆生傳承給這些學生的，不止是技藝，還有對藝術真誠和堅定的心志。
「又記得有次他叫我們看完一些作品後寫文章，我記得我寫的文章是關於立體派，我記得其中一句：他們沉浸在描繪大大小小的方格中，感受著無邊的樂趣。繆老師在課堂上讀出這一段，然後說，這些樂趣普通人並不會理解，只有搞藝術的人才會這樣沉浸其中，而且還會覺得很高興。像這樣的上課，通過各種方法來讓我們進入繪畫、創作的世界，啟發我們的思維，給我們很多想像空間，這不是那些正規的學院式教學，但卻是十分自然的學習方式。」
在崗頂上課的日子對Joey來說都是開心的回憶，從繆生身上她學到很多不只是繪畫技巧的事情。「以前在崗頂學畫是一期一期的，一期完了會有一個學生的展覽，其實那只是在學校的樓梯底進行，但繆生都會認真地與我們一起準備，會出邀請信請人來看。我好記得有一次，他打印了一些邀請信出來讓學生幫忙摺，我就隨意亂做，把信完全摺歪了，他見到就說這樣不行，然後拿過去很認真地重新摺好。」原來作品這樣有氣勢、看似不拘小節的繆生，對待所有藝術事務都同樣在意，即使只是一個學生的展覽，都會認真做好。
雖然看似漫不經心，但繆生其實已視Joey為得力助手，直到過世前，都有找她幫忙處理一些事情，如翻譯或者有展覽要幫忙，「繆生每次都會很客氣，也很信賴我，其實近幾年我在工作上也遇到不少很過份的人和事，所以更加感覺到他的可貴，他好像完全沒有被現在的社會污染，繆生一家人都給我很親切的感覺。由於我們住得近，以前放學有時會一起坐車，或者一起搭巴士回家。」
在新加坡參加亞洲國際美展時，南華早報的記者訪問繆老師，Joey幫忙翻譯。
今天，Joey 仍然創作不綴，她說這是自然而然的事，並沒有想太多，但回想起來，她在創作上的判斷力、選擇的能力，以及思考的方式都是由繆生所啟發的，那同時也是對當代藝術的啟蒙。
「那是一種耳濡目染的熏陶，尤其是他對我美感的建立，開拓我的藝術視野等，都非常重要。他一直想我們看到更多，不止是繪畫，他會用各種方法，他會觀察所有事情，然後用來啟發學生，那是對藝術、對美感的啟發，有時帶我們看京劇，京劇有很多象徵手法，很多抽象的表達方式，這些都是他想我們看到，想我們自己發現的東西，也是他所喜愛的，他都會和我們分享。你會發現這個老師很有趣，不是只說繪畫的事，而是會告訴你很多有趣的事情，這點很重要。」
即使課程結束了，繆生與學生的連繫都沒有中止，仍然關注著他們。「每次我有展覽他都會來看，是很認真很仔細地看，他好注重學生的展覽，真的很神奇，我自己是懶得動的人，但繆生真的每次都會到，他會問你問題，他對作品有很高的好奇心，也是一位很重情義的人。」
2005年Joey首次個展，繆老師及袁之欽老師皆有出席，繆老師還為畫冊寫了前言
Joey還記得有一年去了紐約，買了很多書回來，有些是以前上課時繆生提過的，她去看了作品真蹟又買了書回來，繆生知道後就去問她借書來看，還做了筆記，她再一次驚訝，原來一個好的畫家就是一生都在不停學習，原來自己的老師一直都在身教著她許多東西。
這是Joey 所喜愛的其中一件繆生的裝置作品《董美人》，2004年在藝博館展出時，作品解說的文字是這樣的：「愈是美的東西是否愈容易異化為“另類”？──對一切的真實進行質疑。這裡美的實體（形象）沒有出現，閱讀它，形成想像中的游離景象。」 （相片源自澳門藝術博物館網站）
繆生葬禮那天，遺體推出來，親友和學生每人獻上一朵白玫瑰，這是她第一次親眼看到人的遺體，很安祥，很平靜，她的內心也隨之平靜，因為對她來說，繆生已經留下了，死亡也無法帶走的東西。
Joey作品《父親的烏眉體》 （Father’s Wu Mei Font – A Tibetan Calligraphy ) , 2014
［註1］資料源自黃曉峰所著《澳門文化體·現代畫會一瞥》一文，《文化雜誌》第十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