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鵬飛先生一九八二年移居澳門，一九八九年前澳門文化司創辦視覺藝術學院，繆鵬飛出任副院長，後該學院納入澳門理工學院成為藝術高等學校（ESA），他亦繼續出任教授，長年的教學生涯，積聚了一班學生，他們都習慣稱呼他為「繆生」。
Bianca和唐重自崗頂的視覺藝術學院時期便開始跟隨繆生學習，亦在那裡接受現代藝術的啟蒙，自此便走上藝術創作之路，一直至今。Bianca 開始時是跟袁之欽老師（繆太）學中國畫，唐重則是一九九O年從澳門回大陸學繪畫，一年後回到澳門才開始到崗頂上課。
「一九九O年我唸小學五年級時，我爸說喜歡畫畫的話就回大陸去學吧，我心想不用唸書實在太好了，於是就回了大陸。」唐重當時在大陸學的是蘇聯那套傳統繪畫技法，整天就是畫石膏、靜物寫生等。到了九一年三、四月左右他回到澳門，早上去當麵包店的學徒，晚上就想繼續學畫。那時剛好在報紙上看到視覺藝術學院的招生廣告，便拿著習作去面試。「那時我只有十三、四歲，對澳門的藝術家完全沒有概念，不知道眼前給我面試的人是誰，只覺得這人很高大，樣子有點兇，他看完作品後再看一看我，問這些是否真的是我畫的，我就說是。因為那時在澳門有這種繪畫基礎的人不多，所以他看到我的畫覺得有點意外。」當時為唐重進行面試的就是繆鵬飛先生，就這樣開始了兩人幾乎長達三十年、密切的師生關係。
自由的崗頂啟蒙時期
「在崗頂的頭一兩年都是學習基本技藝，很正規的上課，一回去，擺好靜物就開始畫畫，有時候也會臨摹一些野獸派的作品。繆生雖然很喜歡現當代藝術那一套，但同時也很重視基礎。現在可能很少有這樣的老師了，教傳統繪畫的就一直只教傳統，教當代的又不是太注重基礎訓練，但繆生是兩方面都同樣重視，而且都能把當中重要的東西教給學生。」
回想最初去上課時，唐重只有十三、四歲，可以畫畫已經很開心，對現當代藝術是零概念，老師說什麼就聽什麼。「那時我上課基本是學操作為主，根本不懂思考。上了幾年課後，大概十七歲左右，可能人大了開始有點開竅，繆生跟我們說畫畫不一定要用傳統的物料，我比較喜歡原始的藝術狀態，就去五金舖買了些建築物料如色粉、石膏等回來，其他學生也會用不同的材料，繆生會根據每個學生的特質和不同的思考方向來指導他們應怎樣探索下去，這是他最厲害的地方。有時繆生也會請一些外面的老師回來教課，好像香港的陳餘生、王純杰老師都曾來做工作坊，讓我們對現代藝術有更多不同的接觸。」
1993年，在崗頂的視覺藝術學院上課時的合照
對唐重來說，在崗頂上課那幾年是最自由和最有啟發性、學到最多東西和最開心的階段，Bianca認為那時的上課方式有點像是歐洲傳統的作坊形式，以跟師父為主，沒有正規學院那麼多限制。當時崗頂的繪畫課只是興趣班形式，唐重一直上課到九七年，視覺藝術學院轉入理工成為大學體制後才停下來，因為他那時學歷不夠，無法入讀理工。「沒得學畫後有段時間繆生叫我和另一個同學去他的工作室做《水滸傳》系列的助手，因為那時他正籌備在旅遊活動中心（編按：回歸前這裡是舉辦大型展覽的地方）的展覽，那時做助手學到很多東西，更加明白到繆生的思考方式和他的要求。其實繆生在大陸時已開始做一些物料的實驗，那應該是文革之後他還在上海教書的時候，就開始做一些實驗性繪畫。」沒有繪畫課可以上後，唐重一邊到繆生工作室做助手，一邊也開始自己的創作。
後來唐重完成了夜校課程，考到理工之後又再跟繆生上課，但那時體制不同了，教學規範也多了，和崗頂時期已大不一樣。「會比較悶，到三、四年級時才好一點，開始可以玩物料。但其實回歸後我已覺得澳門的藝術氣氛與前不同了，其實都有點灰心的，所以那時我多是自己躲在家裡創作，我不是很喜歡理工那個課程，以前崗頂不是這一套的。」
創作力的啟蒙與傳承
唐重是自崗頂時期開始找到自己想要探索的藝術方向。「繆生在講現代藝術史時，他從印象派開始講到Pop Art（普普藝術），當他介紹原生藝術，講到杜布菲特（Jean Philippe Arthur Dubuffet）時我就好著迷，嘩，這樣都可以是藝術？！當繆生知道我感興趣，他就會特別跟我講多一點這方面的事情，也跟我說要多向民間藝術汲取養份。我玩篆刻也是從這時開始，因為他對中國藝術也有很深研究，篆刻所用的壽山石是我鄉下福州那邊常見的，我就買些回來玩，刻完都會給他看，他都會跟我談很多，如講一下畫面和字體的構成等，他會用篆刻的角度來談，然後才慢慢轉去講現當代的一些元素。」繆鵬飛先生對中國傳統藝術學養非常深厚，據黃曉峰先生記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除了想盡辦法搜羅西方現代藝術的資料，同時，他也曾於國畫巨擘劉海粟先生家裡潛心鑽研中國傳統書畫藝術，還順便幫劉老整理了近萬卷古籍，另一方面，他亦曾在「一九八五年為一位日本收藏家編成一巨冊的私藏畫集(《崑崙堂藏畫畫集》)，整理自唐(敦煌寫經本生故事)五代，到宋元明清以及近代的藏品細加考訂編排分析評論，顯示出極精敏的藝術鑒別力和極深厚的傳統美學功底」［註1］，繆鵬飛先生是一位深具中國傳統文化底蘊的抽象畫家，從他的作品中就能體會到這一點。
唐重在崗頂上課的那六、七年間，不間斷地接受繆生傳統與當代兼容並蓄的教學，既有技藝的磨練，也有思維的衝擊，拓濶了思考，使他基本掌握了自己想走的藝術路向，也具備了一直朝向民間藝術、原生藝術方向探索的能力，每次都能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Bianca說繆生身邊有好幾位跟了他很長時間的學生，如Joey等(詳見另稿)，都有很多明顯來自繆生的影響，但隨後也都發展出自身的特色，而唐重似乎是當中最為承傳了繆生創作內在精神的一位。唐重聽到後想一想說：「我想主要是內在的探索方面，因為就這樣看畫是一點都不相似的，我們作品完全不一樣，我也不會用繆生的物料，如瀝青我也沒有用過，但再深入剖析的話，可能是思考的方向有點接近吧。我也有受到繆生『新東方主義』的影響，如關於怎樣去呈現內容那方面的思考。」「新東方主義」是繆鵬飛先生來澳之後所創立的一套美學思想，他以處身於澳門來反思個人的抽象藝術創作，「更強化了他創造有東方特色的現代抽象藝術的自覺和自信」，這是「東西方藝術體系在抽象因子上的溝通、東西方藝術對立在現代觀念下的消解，換言之，是在超越民族性立場上以西方觀念重建東方現代藝術的個性化實驗。」［註2］而唐重的創作同樣也源自一種以西方現代藝術觀念灌注於東方元素中的理念，他不斷從中國的民間藝術、原生藝術中挖掘素材，然後轉化出具有當代性的作品，同時亦以此反映個人在現今社會中的生存和精神狀態。
唐重近作《飛不起的鳥》混合媒材，50x40cm，2020
Bianca 一開始在崗頂是跟繆太學中國畫，但她首次接觸到比較系統的西方藝術史，則是在繆生的課上。「其實我不是他的學生，突然有天他叫我去旁聽，當時因為地方不夠，崗頂有些課是在主教山那邊上的，所以我是在主教山的教堂裡聽他講文藝復興，好正！我第一次去聽是喜歡到不得了，之後便開始跟繆生，從素描開始學習繪畫，跟了一段不是很長的時間後，我就決定去英國唸藝術。」也是從崗頂開始，Bianca決定了自己的藝術路向。在英國的第一年已經開始創作，回澳後也一直堅持，繆生會主動找她聊天，有時她也會跟唐重他們一起去他家，也會講一下自己的創作，繆生都會很關心，她的展覽也會到場支持，還為她寫文章。當時在崗頂的這批學生當中有不少與繆生的連結都很緊密，即使之後各自有了不同發展，但關係仍沒改變。唐重說：「我們反而還多了聊天，其實繆生是很喜歡聊天的，我們長大了，話題開始能對上了，可以談得比較深入。」
1996年在澳門陸軍俱樂部，澳門東西方文化藝術究研院會員作品展上，繆生與學生唐重合照
繆生身上那種對藝術的追求的純粹和熱切，令Bianca 最為感動。「繆生很喜歡說起以前的事，說以前是在一個如何艱難的環境之下學習藝術，因為那時對外來資訊的禁絕，如果偶然在廢紙上發現一幅畫，他也會馬上偷偷剪下來藏在身上，等晚上沒人時才拿出來看。在那樣的環境下仍然對藝術求知、求新的慾望如此強烈，這是我們這一輩人很難想像的事。但這麼多年來每次說起這些，他都是用很幽默的方式帶過，但你又能感受到那種來之不易背後的辛酸。」
一九八六年，繆生與另外兩位藝術家得到政府資助到歐洲遊學半年，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可以看到這些期待已久的藝術品真蹟。Bianca 說繆生曾告訴她，自己站在羅斯科（Mark Rothko） 那些大色塊的作品前久久不能自已，看著看著突然眼淚就流下來了，旁邊的人都嚇了一跳，可以想像他當時內心的激動。
戒絕不懂裝懂，對藝術必須抱持虔敬之心
唐重也說了一件讓他印象非常深刻、足以影響他整個創作心態轉變的往事。
「繆生對藝術的態度很嚴謹，頭幾年他對學生的要求，是寫實的功力都要做得很足，到後期才開始慢慢去做實驗的東西。開始時我們不懂裝懂，以為現代藝術亂來就可以，我和另一位同學就用石膏粉倒來倒去，又用色粉、乾油，看上去好像效果不錯，以我們當時的眼光以為老師應該很滿意了，又有肌理，顏色又豐富，但當他看到我們這樣做便很嚴厲地訓斥我們。那是我們第一次看到他發脾氣。他說顏色不是這樣用的，要有內容，不是隨便撻上去就算，你要有一個態度，動手之前也應做很多準備，要畫草圖分析，要充份思考後才去處理畫面。就算繆生的《水滸傳》也是這樣，後來他找我們做助手時，我們才明白原來他那些看起來好像很抽象的畫面，其實是經過深思熟慮和胸有成竹才會動手去做，他對顏色非常嚴謹，對線條的空間構成也很著緊，對質量有很高要求，但那時我們還不知道什麼叫『質量』。」
「那一次是我印象中繆生最嚴厲的一次，我們被罵得很慘，這對我來說是最深刻的一次教導。之後我們就以很虔敬的心來對待藝術了，會去仔細留意畫中每一個構成，了解藝術家為什麼要這樣做，他的出發點是什麼，創作時慢慢學會了謙卑和收斂，這點對我後來創作的影響是最大的，就是態度的轉變，無論你以怎樣的創作方式，決定走一條怎樣的路，創作的心態和抱持的態度都是最重要的。」
繆鵬飛先生《水滸傳》系列作品之一，1996年
藝術需要純粹的創造力
「繆生就是這樣一個很純粹的人，」Bianca 感嘆地接著說，「無論是他的生活和對待藝術的心態，他就是一個很純粹地做創作的人。」
這一點無疑也是現在社會中最難做到的。唐重接著說：「繆生曾說過藝術不能介入設計或商業，不然就會被影響，他一直很強調這點，所以他是堅持很純粹地做創作的人。而且他對現當代藝術的了解很深。他教導我們如何理解和思考藝術。畫得似、精細、顏色豐富，其實這些只是藝術的一部份，繆生的可貴之處就是，他不會只看重這些形式化的東西，他要返回最基礎，回歸到藝術本身，為什麼做創作？要你回到最純粹的那個點上去思考，你的創作思維，你對藝術的方向和態度是怎樣的？愈純粹你的心靈就愈容易釋放，作品就會愈有力量。這些才是最重要的事，特別是現在，人人都說文創，心裡只想著要賣畫，這其實已經變了質，那對於繆生來說，已經是一個大忌。文創是一場災難。」
不是每一件藝術品都能與文創掛鈎的，藝術的內核才是最重要的，那是一個地方的文化和精神面貌，文創其實像是周邊的配套，但現在卻是本末倒置。
兩人都認為，沒有好的藝術根基和內涵，如何能有好的文創作品？「人人都以為甜品就是主菜，因為文創有很多東西都是太甜，但藝術是比較可以令人在思維和精神層面得到滿足的東西，不是那種放了味精的菜式。」
繆生的離世，不禁讓我們反思在這文創時代，還能容得下多少一生忠於藝術探索、純粹地進行創作的藝術家？他們即使奮力存在，又有多少已被掩沒在時代的喧嘩中，或被世人的冷漠所捨棄？幸而繆生留下給學生們的，不止是技藝的傳承，還有對藝術探索的勇氣，以及一顆清明的心，繼續為世人發光發熱。
（所有相片由唐重提供）
［註1］〈澳門文化體·現代畫會一瞥》，黃曉峰 著，《文化雜誌》第十期。
［註2］翟墨（2004)，〈繆鵬飛抽象畫的個性生成〉，刊於《生存狀態》畫冊內，澳門藝術博物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