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卡計劃作為紓困措施之一，實行以來出現的眾多爭議。公共行政學余永逸認為，原因之一與消費卡計劃的論述不夠清晰有關，而與市民就政策溝通過去多年來都是特區政府的弱點。傳新澳門協會副理事長甄慶悅亦認為，政府公布的數據要更細緻，讓公眾可更全面了解措施。
余永逸：措施原意溝通欠清晰
在余永逸看來，政府在消費卡的進退失據源自其虛弱的政策論述。「從媒體訪問市民的報道，會發現市民對消費卡的着眼點是『紓解我的困境』。 但消費卡最主要的目的不是紓解市民的困境，因為如果是，我們應有針對性——哪些市民有困境才幫助。像我們這些，有三千元和沒有三千元分別不會很大。所以消費卡不完全是解決困境，它是用來解決中小企面對的困難，希望帶動本地的消費，幫助本地中小企。 」「當然紓解民困某部分是能做到，但重點在於：幫助中小企才能維持經濟發展的水平。我們要有這種論述，而澳門政府最弱的一環就是這個。 」
消費卡計劃作為紓困措施之一，實行以來出現的眾多爭議。公共行政學余永逸認為，原因之一與消費卡計劃的論述不夠清晰有關，而與市民就政策溝通過去多年來都是特區政府的弱點。
「我不是說這事錯，而是在技術層面不清晰。全世界做這措施是為幫助中小企度過困境——這才是重點，但這重點帶不出來。你見一般民眾還在說：幫唔到，一般超市還在加價。 」
他坦言，這種論述並非易事，亦是特區政府過去二十年的弱項。「澳門特區政府技術層面的工作做得不差，這是要肯定的，但問題是論述的部分做不來。政府的大腦沒有這部分的功能——抛一個政策出來，公眾會從自己的角度思考，而政府沒法連結公眾的想法，且有足夠的論述令公眾明白、知道這政策是重要的。我們最弱就是這一環。 」
公共行政學者余永逸。
余指，政策溝通並非「順應民意」就好，而是要看溝通的互動過程是否理性。「過去二十年澳門特區政府都是這樣。政府提出政策，而這政策會帶來政治上的討論，或甚至去到政治動員。在這過程中，多人支持政府、政府有足夠動員，政府就會做。但當政府發覺他沒法說服市民，或沒法有一個很強的政治動員去壓低反對聲音，他就不做。這不是真正的溝通，而是所謂政治的遊戲、政治的動員。如純粹從政策制度的過程看，這不是一個理性的過程，純粹是政治動員得出來的結果。 」而隨着網絡已成為市民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政府如何在網絡空間與網民互動溝通也成為一門學問。余永逸認為，如果政府不清晰自己想傳遞的訊息主軸，即使在網上有渠道與載體，這溝通也不會見效，而如果政府不改善，類似情況在未來將會持續。
「政府在處理技術問題上真的不差，但去到人與人之間的聯繫，那種溝通、互動，是弱的，這個我們必須要承認。所以要改。這是很難做的。一個政府官員要有這樣的能耐，起碼要五至十年的培訓。所以現在還在說服務承諾、還在說服務型政府，即我們政府的能力未來五至十年都還是這樣的水平。還看不出這問題，我們還會再蹉跎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