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隨著愈來愈多以表演為專業劇場人的出現，澳門的藝團狀況已有很大轉變，但政府對藝團的資助模式仍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年度資助計劃」，已無法有效回應目前民間努力以劇場作為職業的可能。
想以劇場為職業，不進入演藝學院教學，便沒有其他太多選擇了，雖然自從文化局設立了「文化藝術管理人才培養計劃」後，有些藝團可以聘請一位全職或半職的行政人員，但並不是演員、導演、編劇，他們仍須為找到一定收入而到處找相關工作，自由業者於是愈來愈多。表面上這在世界各處都有相似現象，似乎不值得成為例外，但不同的是，澳門的文化環境相比之下貧瘠許多，甚至連可以被理解的程度都有很大差距，能找到的相關工作、無論在藝術的哪一個範疇都相當有限，藝術工作者生活於此除了要面對比鄰近地區高出許多的生活指數，還有個人創作能量不斷被消耗的問題。
在這次武漢肺炎的疫情影響之下，沒有戲可排、沒有工作坊、沒有課程、沒有學校巡演⋯⋯當一切工作停頓，劇場工作者除了尋求解決眼前的生存難關外，也有一些縈繞良久的問題在腦中揮之不去──劇團還能經營下去嗎？要以什麼模式走下去？未來的長遠發展可以怎樣？個人的未來又是如何？生活與生存、生涯規劃、職業前景⋯⋯可能不止這兩個月，而是一直都會不時思考的問題。
資助方式無法應對
全年持續運作
石頭公社是近年創作力旺盛的本地表演藝團，除了創作不斷，還有策劃以及為其他機構主持工作坊等活動，該團與其他藝團合租了排練室和辦公室，租金不菲，因疫情關係，工作雖然停頓但租金仍然要付，加上有藝團退租，負擔便更重了，Jenny （莫倩婷，石頭公社主席）向其他團員報告並求助，到最後如仍無法解決，或者需要退租，搬去較小和便宜的單位「頂住先」，但就沒空間排練了，然而排練空間在澳門異常缺乏，未到不得已實在不想放棄。「畢竟我們也衡量過，向外租用排練場地也有一定成本，因平常我們排練都比較密集，如果每次都租場地的話，其實負擔是一樣的重。」
據Jenny 介紹，目前藝團主要的支撐都是來自政府的活動資助，如文化局／基金會等的演出徵集（如藝術節、市民專場、藝穗節等）；其他資源則來自一些委約活動，例如不同機構、學校或社福機構所委約的藝術教育活動、政府活動的承辦競投等。 然而藝團的支出也大，因為都是只能以項目計算（project by project），基本上每個項目收到的資助皆全部用作支付製作費和人員費等，還有一個主要開支就是恆常的行政人員薪金以及場地租金，前者有文化局的『文化藝術管理人才培養計劃』作支持，但後者目前沒有資助計劃與之相關，然而場地對表演團體來說是必須的。
石頭公社《勞動的人》。相片由石頭公社提供、攝影：阿東
藝團早已專業化
但資源無法跟上
談到藝團未來發展，也與很多本地藝團相同，朝向專業化是必然的期許，即使它在今天的澳門仍然如此格格不入，但在Jenny與一眾成員的心中皆認為，她們早已走在專業化發展的路上。「藝術創作已被我當作自己事業般看待。但當然，目前石頭付的工資還不足以支持團員的生計，我們還沒有能力做到，但我認為這並不代表我們就不是在專業的路上。」簡單來說，即使工作如何專業，目前都無法以此支持生活，無法成為一份「職業」，這也是本地許多劇場工作者的相似狀況。
「首先，即使藝團能得到文化局『文化藝術管理人才培養計劃』第一類別即所謂全職名額的資助，金額是一萬二千元月薪，這對於一個具備專業資格，有家庭責任又要養活自己的成年人來說，這樣的全職工資，在澳門也算是偏低吧，如果要負責一個藝團所有日常行政工作，他的工作量已相當大，很難再去找別的兼職。以我們團來說，因為拿到資助名額的團員，本身也是創作人兼演員，她要保持創作力度的話，有時會請其他人來分擔一些行政工作，然後以自己的人工去填補，好讓自己可以繼續排練與創作。其他成員的話，我們則以項目形式來支付，希望能以較合理的人工支持他們在團內的工作或創作，但這還是不夠的，團內所有成員包括我，都必須去找其他工作來養活自己，其實這對我們來說也不全然是壞事，以我個人為例，儘管我的主軸還是在團內創作，但我也熱愛以個人身份去跟不同的社區、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藝術家合作。這是multi-career 的概念，在外國比較多人這樣做，我們的社會還有點停留在一個人只能發展一種事業的概念中。」
與許多藝術工作者一樣，要維生不能只有一種本事，石頭的成員亦如是。在團內她們以劇場創作、社區及藝術教育為主，但她們當中有的是專業的心理治療師、設計師，也有語言能力相當高可當翻譯的，還有專業後台技術人員，他們不隸屬於某個團，是相對獨立的專業狀態。
「但話說回來，要是我們能有充足一點的資源提供給我們的團員，讓她們在生計上少操一點心，生活得更自在一些，那一定對我們的專業發展更有利。」能專注創作的環境，一展所長的機會，努力能得到回報，對藝術工作者來說，專業藝團的所在，就是能過上這樣的比較有尊嚴的生活吧。
創作與教育
要有足夠資源才能兩者兼顧
除了以創作為核心，石頭公社和一些藝團一樣，也一直在做社區和藝術教育的工作，有藝團發展為教育中心，以此作主要的收入來源。「這個工作是可以維持生計，也是十分有價值的，但由於我們的教學方針和形式比較以創意為主，與以教授技術為主的藝團不同，而且我們團員也不多，主要是與一些中心合作開班，所以會比較被動，好像今次疫情，中心取消了很多課程，我們就沒有收入了。」Jenny認為如果想發展成類似藝術教育的中心，可以招收多點學生，教多些班的話，一定要增添人手和導師，如果在有足夠人手和資金的條件下，這未嘗不是一個可以考慮的發展方向。但目前來說，石頭以創作為主，只能儘量兼顧教育，而教育的工作量也一點不輕鬆，以現時有限的人手來說，其實是相當吃力的，這也牽涉到是否能獲得更多資源擴大營運規模，成為一個有能力向多方面發展的藝團。
我們想要怎樣的職業藝團？
目前有不少像這樣掙扎著走在專業路上的藝團，都要面對資源的煩惱，但其實澳門也有兩個完全由政府支持、薪高糧準的職業藝團，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存在──澳門樂團和澳門中樂團，成員絕大部份聘請外援，因此也遭人詬病，三十多年過去了，為什麼仍然只有用錢請回來的「專業」樂團才能得到政府的認證及供養？其他藝術形式、本地成長起來的藝團則無法得到相同的扶持力度？這是一種怎樣的文化思維？資源的傾斜是基於怎樣的資源分配邏輯？
兩個樂團的例子也使人反思：這是我們想要的
「職業藝團」嗎？
參考外地的一些做法，專業藝團要有健康發展，政府一般大力支持但不介入和干預其藝術取向和內容，藝團應以獨立形式營運，無論行政、藝術方向、人員管理等均應以具社會認受性的方式運作，接受社會監督，藝團的組成可以是多元的，但澳門人應有更多參與及得到提升的機會。藝團的存在本身也應以提升本地藝術力量為目標，不止是表演的力量，還可作更多不同方向發展，培養創作、教育的力量，甚至帶動起藝術紀錄、評論、培養本地觀眾及與外地交流等，有牽頭作用。
Jenny不反對有一些由政府全資支持的藝團，但擔心他們的表演形式會變得單一，會令公眾對某一類藝術有正統性的認定，而使其他藝術形式更加邊緣、更難發展，同時也擔心資源會更形傾斜，削弱了其他民間藝團的發展機會。但其實不少地方為避免一團獨大，在藝術發展上形成單一局面對民間藝團造成打擊，除了職業藝團外，也會設有一些培養計劃，讓有潛力的民間藝團得到多方面的實質扶持，壯大其發展，有機會逐步成為專業藝團，使地方藝術環境更多元及健康。
「如果一個文化發展蓬勃的地方，其實也不一定需要這類政府藝團，因為藝術的力量始終來自民間是最好的，不用受限於體制，可以有更自由的發展空間，但另一方面，如果作為讓藝術更能在普羅大眾的生活中普及，以及得到一個更高的認受性，讓大家更能明白藝術及表演是能夠成為一個有尊嚴的職業的話，我覺得一個城市有政府全力支持的職業藝團是應該的。」職業藝團作為一個議題，可以繼續討論，但一個能看得到前景的未來，是目前最為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