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網上有意見質疑港務局大樓列入世遺建築，為何市民或遊客連不能在封鎖區外拍攝，並表示警員要求搜查背包時提到不能有標語出現，並提及「政治」和「廿三條」，質疑警員的日常工作已超越維護公共安全，包括作出「政治審查」，其執勤手法「上綱上線」，甚至涉嫌亂引法律誤導市民。治安警之後回應稱，1月1日下午有三名男子在港務局大樓外圍遊走及貼近護欄不停拍攝。由於上址為特首辦臨時辦公地點，治安警察局有責任執行安保工作，故警員上前了解情況及拍攝目的，按一般程序核查身份資料，並在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檢查隨身背包，期間沒有作出如網上訊息所述之對話內容。
這樣以保安為由的緊張氣氛過往不時發生，2019年尤為頻密：香港藝術工作者、律師等先後被澳門拒絕入境、8月時聲援香港的默站被取消，仍有人因手袋中有一張「反送中」貼紙而被帶返警署扣查六小時。《論盡》早前接到消息，指有藝團在2019年10月底、11月初於公園表演時，一連兩日向警員出示演出許可後仍遭到警員登記身份證資料，甚至電話，且被全程拍攝，並疑似有進行滙報。
治安警察局回覆本媒查詢時提到，現場沒有法現違規行為。但為何要登記資料？回覆只表示局方安排警務人員於現場維持活動秩序，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內部保安綱要法》，警務人員有權要求身處或進出公共地方的任何人作身份識別，同時亦是辨認活動參與人員是否符合相應批示之規定，故要求在場人員提供身份資料以作登記之用；又指警員在場拍攝是用於記錄現場情況，整個過程並沒有發現違規行為，又強調局方一向依照《治安警察局》法律賦予的職責，並在遵從本澳的法例底下，依法執法。
戶外演出小插曲 「和理非」三字惹關注？
《論盡》由此亦接觸到參與該次演出的兩位演員。
他們憶述，當時的演出一連五日，每日到不同社區的公園表演，有氹仔、塔石區，也有北區，已是第二年進行。據知，團隊一如以往已事前申請市政署發出的許可，首兩日演出亦相當順利，頗受歡迎；唯第三日在祐漢區演出時發生了一段「小插曲」，之後兩日演出就不斷遇到警方前來表示「要留個紀錄」。
「（在祐漢演出時）演員講了一句台詞，有位男士就起哄，耳聞那男士大約在說：『你哋講緊啲乜嘢呀』、『呢啲嘢唔應該喺澳門㗎』、『你講咩呀、香港啲乜嘢呀』。」演員Ana（化名）說。
那句台詞是甚麼？Ana微笑道：「是『和理非』。」她指，當時大約是演出的四分之三，差不多結尾了，演員亦繼續演出，之後沒再聽到那男士再大聲喊話。另一位演員Bowie（化名）補充，當時的中年男士大聲說「你哋走呀！我哋呢度好和諧㗎，我哋唔歡迎你哋㗎，我哋澳門唔需要呢啲嘢！你哋而家喺度煽動呀！喺度煽動呀！」
他們指，演出改篇自繪本《藍色大樹》。據購書網站「博客來」介紹，故事講述「一棵生長在市中心的藍色大樹，生意盎然地開枝散葉，蔓延所有的街道和住宅。居民都好喜歡這顆雄偉的大樹，並且尊重它，除了國王，他始終無法忍受一棵樹竟然如此受歡迎，鋒芒勝過自己。於是，國王蠻橫地下令砍斷大樹，挑起了人民的憤怒，但令人意想不到的結果卻發生了……」
兩位演員都形容，繪本的內容很開放，是否有抗爭意味視乎個人詮釋。首日在氹仔演出時，家長與小朋友對這演出的反應都很正面，在祐漢演出那天也有某小學的話劇組觀賞，同學的回應是「好睇過學校禮堂嗰啲好多」。「啲細路同我講，他們看到的是一件保育的事」Bowie說，「所以啲細路走來跟我說：『好慘呀，點解國王要斬咗棵樹？』他們接收到的是人們生活被改變，對這事感到可惜。」
他們憶述，那位男士越來越靠近演員，剛好在場的總導演把他引到一旁，並與他一起討論，風波也告平息。當時也並無警員在場。當日演出結出後，演員之間也閒聊過當時的情況，還說「the show must go on」。「其實第三日祐漢的事對我們真不太重要。」Bowie 說。
警員一連兩日來「關心」 登記資料兼全程拍攝
但翌日於得勝花園演出前警員的舉動開始令他們感覺異樣。Ana憶述，一名自稱是警員的便衣向他們要求查看市政署發出的許可，之後拿出一張A4白紙，「上面有治安警的Logo。他向我們了解了幾句，類似『係咪戶外演出呀？過往的場次多唔多人嚟睇呀？如果人多我們可能會派多些人員來支援，遇到突發情況時可以處理喎』。他的說法是這樣。」「之後說循例上要登記劇團人員的身份資料，向我們攞身份證登記。這事發生在演出前。」
Ana指，之前的演出都有警員來查看場地使用申請資料，但那些警員都是身穿制服，而非便衣，亦沒有要求記錄身份證資料。她之後也有向一位曾在戶外演出的劇場朋友查詢，對方說有遇過類似情況，但當時警員只要求一個身份證，而非像他們般在場每位人士、包括台前幕後都要讓警員登記身份證資料。
二人表示，留意到當時的便衣不只一個，有一個人從遠處疑似拍攝他們，在花園旁的交通局亦有一名人士從遠處看着他們，但不確定有否攝錄。然後翌日第五場於黑沙灣公園演出時，另一批自稱是警員的人士再來於演出前要求拍攝紀錄。到演出結束時，對方又再要求登記身份證資料——還有電話號碼。
「而且是用memo紙，黃色那種。」Ana憶述，「得勝花園那天，我印象中沒留電話，只是身份證；抄在memo那次就有留聯絡電話。」為何要留身份證資料和電話？「他的答案是純粹留個紀錄。」
他們憶述，當時的人士亦沒穿制服，亦看不見警員證件，到後來藝團向登記身份證資料的警員查詢，對方告知其警員編號。警員亦問了很多問題，據當時有人向他們轉述，當中包括「有冇經過審批」之類。而據他們觀察，幾名警員全程在場監察，其中一位坐在觀眾席手拿攝錄機全程攝錄，另有兩位手執電話，不知是攝是錄；他們稱，有朋友表示警員當中也有人拍照實時滙報。「因為朋友見到他用wechat將我們在發生的事影相再發給其他人。」
對於拍攝的理由，他們指，對方僅指是「留個紀錄。他們又指，警員全程在現場監察，待他們完成演出且執拾好、離開公園範圍後，方散隊離場。但演員在公園外等貨車時，又再遇到另一個治安警再來查問。
怯，因為無理的監視
他們坦言，警方一而再、再而三地前來查問令他們非常困擾，這些於演出前發生的查問亦影響他們演出前的準備和情緒。有朋友嘗試安慰他們：「好閒啫，咪由得佢錄囉」猶如「行得正、企得正，怕咩啫」。
「但問題是，為何要影我？」
他們指，雖然事件至今已發生多月，但那份不安、恐懼和不憤他們至今仍然不能釋懷。他們表示，為何警方會突然「關心」，至今仍想不通，因為當日在祐漢演出時並無警員在場。他們又指，在戶外演出，公眾的反應為藝團不是問題，澳門社會亦一直互相尊重，且治安良好，無需警方全程監督，甚至拍攝。對於在戶外演出是否難免遇到有市民拍攝，他們指，如果對方是觀眾，藝團可與對方溝通好，而現在警方是拿着公權力的一方；同時，觀眾的目光並非監視的目光。「行來行去、四面八方都有對眼奇奇怪怪望住。他不是街坊睇戲，他又站在那裡明顯讓你看到，感覺已很怪。我們正式演出開始前實會有個試位、快行，他們立即很緊張，立即靠近一點望實我們整個過程。」「啲人（警員）全程監住你、望住你，我們做甚麼都望着，行去換衫又坐在對面張公園櫈望住我換。我是打了底，因為戶外表演只能戶外換，他就坐在那裡望着你。」
兩位演員都指，他們最後一場演出表現有受到連日來的事情影響。有演員唸對白的氣勢變弱，也有人綵排時忘記自己的走位。Bowie則很快調整過來：「我心想：你錄吧！如果這是我最後一次演出，我要你錄到我做得最好的一次！如果是最後一次，我一定要做得最好！你要錄低一個出色的演員！」Ana則笑道：「其中一個警員在演出後跟他們說：『你哋剛才做得幾好丫，幾好睇，都唔怯場嘅！』我心想：就是因為你們拿着DV機，才令到我怯場。」
他們坦言，怯是因為很多未知：因為會被全程拍攝？會否影響自己往後的演出機會？出入境會否受到限制？留下了個人資料，未來的生活會否被干擾？現在有警方出現，還提到「個戲有冇經過審批」，將來的表演內容是否都要送審？「太多不尋常而未知的事發生就會令人聯想很多事。的而且確整個過程是一種壓力。」
他們又指，在2018年他們同一班底、幾乎同一時間、幾乎同一地點也有演出，但印象中自己未有遇到今年的情況。有人想過事情的發生是否因為「和理非」三個字與當下一些社會事件有關，是否應刪除，「這好像影響了一個藝術取向。整個作品導演本身有處理過，如果刪了這句，還是否他的藝術取向？」但他們也坦言，到第五場時，那句對白的氣勢比前一日在得勝花園時減弱了，一些演員在其他部分的能量也弱了。「是否可以說，其實係驚到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