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辯論】司警局早前就《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草案進行公開諮詢，期間有不少意見要求當局設立監督機制，並公開截聽的統計資料，但司警就多次以「千字文」一一反駁。在立法會保安範疇施政辯論上，直選議員李靜儀認為，網絡安全、通訊截取等法律完善，令警方執法的權力或工具增加，未必不合理，而社會亦非全數反對，但關鍵在於適度性及有效的監察機制。市民關心實際應用時會否有一些跳出了制度外的濫用情況，要透過監察制度作出制衡或防範相關濫用情況，認為政府需要在這方面有相應的考慮。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表示，制度如何構建、監督機制如何做，一定要符合本澳本身的法律傳統及規範，當局不能突破相關傳統。他舉例指，若以香港模式進行通訊截取，既有行政授權、司法授權更有緊急授權照搬過來，就要有本身的合理性，「香港為何會有第三方機構？是因為監察模式的不同，但本澳的通訊截取的整個過程都由司法機關進行監督，你找一個第三方機構來監督司法機關的審批權，這個是有違司法獨立原則。」
李靜儀追問時表示，當居民被人監聽的時候是難以舉證和發現的，當通訊截取被濫用，是否存在一個監察的機制來針對濫用法律的人員？黃少澤回應指，不是警方想截取就能截聽，「電話渣渣聲根本無可能截聽，根本都聽不到，仲偷聽什麼？」
他指，警方符合法律規定下向檢察院申請監聽，檢察官會分析卷宗內容判斷是否應該監聽，若認為可以監聽的話，就會給予意見予刑事起訴法庭法官，刑庭法官認為可以批的話，就會發出兩份批示，一份給予警方，而另一份則給予電訊營運商。營運商收到批示後才會「放水喉」給警方，「（警方）先有水，先接到水，否則是監聽不了的。所以並非警方想聽誰就聽誰，機制上是有監督的，而非我們想點就點。營運商都有義務去保密及保護私隱，否則將來濫用監聽獨立成罪都會針對佢。」
至於居民如何得知自己被人截取通訊？若被濫用有沒有機制索賠？黃少澤則指，已向同事要求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若調查後確實存在違法行為，有機制通知被非法截聽的人，有權向政府申請賠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