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英自然史博物館的移地展出，我看到大量已滅絕動物的標本。有的動物因為在滅絕前來不及被製作成標本，所以展覽以塑像代替。展覽標本的來源，大多來自貴族階層的狩獵與買賣，唯生物學家有意識去梳理與論述，我們才得以見到地球多樣物種的來龍去脈。在每一個不同的時代，動物所面對的環境、人類與動物產生的關係與本身物種的醒覺都不同：狩獵買賣、貴族 藉由標本呈現人類靈性與生命層級的高尚、自然史的梳理、環境思考、生物多樣性與人類未來的思索，走到今天這一步，生物命運進入公民議題的討論與思辨，遠比標本本身重要。
澳門被圈養三十年的動物，一隻名為Bobo的亞洲黑熊死亡。官方（民政總署）發言，報告之後將會根據流程，把這隻黑熊製作成標本，卻產生市民激烈反彈。
在新北市十三行博物館曾展出臺灣黑熊標本，但其實最深刻的是環境教育設計細節。有不同海拔與棲地的哺乳動物介紹與骨骼排列，以及不同哺乳亞綱的獸足拓印。
類似「處理流程」在澳門不是第一次見，先前於黑沙海岸發現的擱淺中華白海豚屍體，民署發言也是將會為之製作標本。之後在花城公園的一場關於中華白海豚的展覽，我的確看到了真實的標本，可惜整個展出乏善可陳，比較類似生態文件陳設展，而鮮有讓觀展者深思與互動之處。（有觀展者笑稱，「展覽對市民的意義，就係有免費冷氣」。）
冰冷的、毫無感情的標本展，會是澳門生態教育的形式嗎？
回應民眾對Bobo遺體的處理反彈，民署堅持自己的立場，並表示未來將會成立澳門自己的標本室。這個回應讓市民反應更大，幾乎是要發生政府信任危機層級的事件。一邊是「事後」處理，另外一邊訴求「身後」，「科學研究」與「大眾情感」一時對立，在輿論中形成激烈衝突。太可惜了，官方又錯失了一次讓公眾參與的生態教育機會。
1.圈養動物，城市主體？
當我們觀看動物，觀看到其實是人。
被觀看動物的命運，與人緊緊相依。這也是為什麼一隻圈養動物，集合三十年澳門人的情感於一身。這在野生動物身上鮮少出現，一來野生動物沒有「義務」出現在人類面前，市民也不太有機會出海去看到。二來它背後可能有一個更大的、「不讓野生動物被看到」的原因，或許是一個更優先於生態環境的、運作中的社會利益架構，也或是產業與權力流動的結果，例如失落的海上神祇祭儀、取代海洋思維的大陸中心史觀、以及由這些政策主導的/丟給澳門的發展價值，如港珠澳大橋或填海工程的興建等等。
圈養動物很容易變成指標，成為集體記憶所繫之處，剛好也是因為在這些儀式上的進行更加容易（校外教學、動物命名、節日參與），中華白海豚也是具一定的代表性，都是展現城市主體的一部分，牠沒有提供「被觀看的義務」，也沒有「形成人類行為儀式一部分的義務」，所以容易被「看不見」與「忽略」。
亞洲黑熊Bobo牠不像大熊貓在被迎接之前就有被禮遇的展館與飼養準備、牠不必購票就能與公眾面對面，因為市民在接觸Bobo時，排除了有膜拜感的政治儀式，收容命運、飼養空間與展館的設計，都容易令人產生「Bobo就即係澳門」「牠即係我（我家人）」的聯想。
動物自身不會知道人類多重視或忽視牠們，但保育和滅絕就在這些「看得見」「看不見」「怎麼看」與情感建構中出現。
澳門這次的黑熊處理事件，幾乎是一場政府信任危機了，官方在講流程，用科學塘塞程序運作，但市民感受的是情感、記憶、城市的過去與未來，「澳門是什麼」「澳門人是什麼」等城市主體性的討論，幾乎就要在死亡黑熊身上出現。被圈養、被禁錮的人生，無法自主的醫療、死亡程序，生前、生後被展示的人生。大家對官方提出與憤怒的，真的只是亞洲黑熊的處理嗎？
2.標本之必需？在保育的語境下，有沒有可能形成更立體的對話、關於生命為何、科學教育是什麼的思辨？
大英自然博物館移地展出內容，觀展的孩子說「牠好可愛，可是，我的心裡覺得好痛⋯⋯」，人類需要用幾個世代，來彌補用錯誤方式觀看動物時的失落無依感——內心的巨大破洞
在Bobo生前，我們可有做過與牠物種命運相關的、更深刻的自然教育思考？一樣被公眾視為記憶所繫之處的圈養動物，臺北市立動物園的林旺與馬蘭，牠們在死亡之後被作為標本，「讓大象站起來」開始了牠們作為標本的展示。但其死亡其實是動物教育的延續，動物的來源、動物勞動奴役、戰爭與生命、野生動物的貿易里程等，在大象林旺與馬蘭「生前」的社會討論一直沒有停止。爾後當大象生病，野生動物罹患疾病的情況也一直在被公開討論的狀態：「我們很難藉由外觀去看到野生動物是否罹患疾病，因為牠會避免獵食者發覺而有隱藏病態的情況」（如果牠有一日突然重病，會是一種野生動物的自我保護所致）、「大象不可坐下，當有一日牠不再站立，身體將無法負荷自身重量，遂逐漸步入死亡」。在動物園對學校、公眾發布的生態教育中，我們會知道野生動物圈養知識，並且同時在飼養的「臨終與死亡」教育上與公眾一同為動物的死亡做好準備。
（有澳門市民說「我在收到民署發布Bobo無法進食時，已經排定週六去探牠，我實在接受唔到Bobo第二日（次日）就被公布已經死亡」，另外一位澳門市民回應，因為媒體收訊習慣不同，他在網上才看到無法進食的訊息，然後兩個鐘頭之後就立刻收到動物死亡的消息，這讓人不免懷疑政府是否有所隱瞞。並想到如果在這件事上都能隱瞞，那重大危機發生時，市民還可以相信什麼。）
本來可以由官方主導的思考，再次因為表態堅持「『展示』之必需」的觀看方式，反而斷絕了與公眾對話「科學為何」的道路。
3.未來，大家在觀看長隆的動物時，還會想到我們曾經有過Bobo嗎？
在Bobo生前，我們沒有機會認識或參與動物救援與收容的動物園工作，也不被允許知道「專業」的動物園教育是什麼。甚至是在教育資源分贓的情況下，前往錯誤的商業圈養環境去進行「生態教育」。沒有途徑學到真實、無法藉由圈養動物思索棲地現狀、牠們生存的環境壓力、人類行為介入的生存危機，當科學研究話語的霸道與民眾的集體生命探索（或說城市身份與主體的探索）出現對立，Bobo也無法在澳門自然史上有所意義，堅持以標本館來實踐科學研究或生態教育的姿態更不可行。
在生態資訊量巨大的時代，沒有標本，還能怎麼辦？
我們的Bobo死了，不再於澳門這個城市於你我同在，但牠會是個起點，我們該延續的去追尋的是在牠生前我們沒學會的事物，取代現在依然在進行中、觀看動物的錯誤方式，在反對好大喜功的標本展現時，有同時拒絕前往以生態教育為名的動物娛樂場所。如果沒有前往野地的可能，或許用閱讀來與不同世代的人群進行對話：活在巨大的自然史裡（《最高的塔，最小的星球》。小魯），看到生命的極限（《最高的山，最深的海》。小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進到大海中，看到不可思議的巨大哺乳動物（《藍鯨》。維京），見海見山又見樹，得知我們都在同一個星球卻不一樣的棲地裡居住（《樹》《海》《山》。積木），因為想看得更清楚，把謠言都追尋清楚（《動物謠言追追追》。親子天下），認識到更多的，是人類自己的現狀：我們從哪裡來？媽媽的肚子怎麼製造一座最初的大海，人從一條小小的魚，變成一個完整的「人」，生物結構學，讓我們感謝身體，知道自己的來（《骨之旅》。小熊）。然後，小心去想，活在第六次物種大滅絕的時代裡，每一個與動物有關的事情，都攸關自己的命運（《地球之書》小熊；《海洋/陸地滅絕動物》青林）。
與孩子繼續共讀，問達爾文怎麼在小獵犬號環遊世界回鄉之後，在整理標本的百無聊賴中讀到馬爾薩斯神父的《人口論》，看《演化論》如何牴觸神學環境創造出釐清事實、理論、信念的科學研究方法（《達爾文與演化論+21個自然實驗》。字畝）。
問清楚我們今天去追求建造一座屬於澳門的「標本館」在自然史裡的意義為何，整件事情是否與華盛頓郵報記者蒙特．瑞爾（Monte Reel）在《測量野性的人》（Between Man and Beast）詳實記載維多利亞時代在非洲追獵大猩猩的動物獵人保羅．梮謝呂（Paul Du Chaillu）及其同時代的建設者有所異同。當我們在測量自己與亞洲黑熊Bobo（或其他以製成標本的中華白海豚、大熊貓等）的距離，它同時也如同《測量野性的人》在預示澳門未來人類的命運。（《測量野性的人》。臉譜出版）
澳門的亞洲黑熊Bobo，或許真正的任務不是在於變成教學或科研的標本與否，而是在與市民那麼深刻的交往之中、在牠無法重回野地的命運裡，帶我們「回家」，去問「自然」到底是什麼。
延伸：
1.「我們用人對待人的方式對待動物，或者說看着動物如何被對待，想到人如何對待自己。」（莫兆忠《動物解放人類》。《澳門日報・新園地2015.2.15,16,22,23》）
2.「解放鯨豚，其實也是解放人類。」（盧盈年《海灣不該是血色》。《黑潮電子報第82期——告別禁錮，讓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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