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魯彌士主教幼稚園發生懷疑性侵案，有家長反映，帶小朋友到司警局報案後，發現小朋友出現焦慮、不安的情況。而司警回應稱會安排小朋友在一個環境舒適的房間，並安排2名受過小朋友詢問技巧培訓的女偵查員進行會晤，避免其產生心理壓力。退休社工學者的時事評論員蘇文欣指，小朋友在不理解自己的身體為何會被侵犯時，當警方為他落口供，要求他再度重演情景，就有可能會出現「二次傷害」的情況。他並認為，教青局需真真正正地跟進小朋友情況，提供更深切的治療。
對於家長質疑警方的做法，蘇文欣則相信警方已用盡可以使用的方法來為案件進行搜證，然而，面對小朋友懷疑被性侵的案件，未必會是警方的專長。雖然警方會為小朋友提供舒適的地方，並由受訓的女警錄取口供，「但是我們的警員是否有受過向小朋友取證，尤其是向受過性侵的小朋友錄取口供的專業技巧？因為後者的難度更高。不是說帶小朋友到一個舒適的地方，小朋友就會一五一十地說出來的。」
「其實向遭受過性侵或家暴傷害的小朋友錄取口供，是需要很專業和特別技巧，即使受過社工專業教育的一般社工也未必勝任，這是頗高難度的工作。」
此外，亦有家長指，警方只容許部分家長在錄口供時全程陪伴小朋友，部分則被拒絕。蘇文欣表示，關鍵在於警方與幼童、家長之間能否建立信任的關係。他認為在相關案件當中，社工如能全程地陪伴小朋友才是至為重要。「信任的建立不是短時間內就可培養出來的，但是警方落口供的時間只有2.5小時，要在無信任基礎下將被性侵的事全盤說出來，就容易造成二次傷害。」
蘇文欣強調，二次傷害對於小朋友來說影響深遠，但有部分家長因為不希望小朋友勾起被性侵的回憶，而不去報警，「這不是一個對的做法，小朋友對於這些記憶，不會輕易地忘記，只是會壓抑著記憶。」
對於這些已受傷害的小朋友，蘇文欣指出，政府必須專業和積極協助小朋友和家長，當中，教青局應真真正正地跟進小朋友情況，提供更深切的治療。同時，需要社工局介入，提供專業社工以一對一的輔導及協助。尤其面對日後的司法程序，更需有社工提供專業恊助。
退休社工學者蘇文欣。
另一方面，未來當案件進入司法程序時，涉事小朋友的回憶可能會再一次被勾起，有家長建議採取錄音錄影作證的方式避免二次傷害。蘇文欣指出，根據現行法制，錄影錄音取證未必能成為呈堂證供。是以，他建議社工局應就今次事件做一個模擬法庭，模擬整個司法程序的進行，讓小朋友可以提早得知法庭的審訊程序，讓小朋友取得相關經驗，這樣當到法院時相信較容易接受出庭作供，「不可能只叫小朋友在庭上將經歷說出來，小朋友就會照做，要以保護小朋友的角度出發，而過程中社工應全程陪伴小朋友。
學校、教青局通報機制失效？蘇文欣：應有預防性做法
對於今次事件，社會較為關注學校的做法、警方的調查以及政府的程序問題，卻較少提及到小朋友的安全、福祉問題。蘇文欣認為，雖然政府不斷強調有程序處理相關情況，例如學校須向教青局通報事件等，但當通報機制真正啟動時，意味著事件已經發生。
「究竟係程序當中，能否有防禦性的做法在其中？」蘇文欣舉例指，西方國家早在多年前，已就針對小朋友的服務進行預防性的規範，例如女童院中除了看更可能是男性外，其他的職位都必須要由女性擔任。再者，所有工作人員在入職時須接受品德檢查，看他們是否存在案底，或是否有類似性侵的投訴，「若果發現有問題，是不能聘請的。」
蘇文欣亦指，另一個存在的問題就是通報機制，學校有義務向教青局通報懷疑性侵事件。但指，自去年10月發生首宗學童疑被助理員性侵的事件後，學校明知校內出現如此的事件，但卻以「忘記」來推搪，做法不能被接受，「學校遲了通報、不通報又會如何？是否會受到處罰？那些不受教青局資助的學校又要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