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梓瑜並認為，政策諮詢應有多層次進行，當中，社會大眾是一個層面；再者，與相關政策有利益關係的利益團體、專業社團。（資料圖片）
政府在推出的多項公共政策或公共項目，都給予社會一種「硬推」的印象，諸如巴士加價、內地與本澳駕照互認等等，政府事前未有諮詢社會意見，亦缺乏渠道讓社會直接向政府表達意見，於是常是形成政府與民間「隔空罵戰」的狀況。
時事評論員蔡梓瑜認為，政府近期「硬推」、「硬銷」多項公共政策及公共項目，可能與行政長官崔世安以及第四屆特區政府的任期已進入尾聲有關。他指出，坊間對於兩任特首之間的表現有許多評比或質疑，批評「崔政府」的業績、表現未如「何政府」般有所突破，即使崔世安任內推出過多項中長期規劃如《特區發展五年規劃》、《非高等教育十年規劃》等，坊間的評價都是「口號多多」，看不到實質的成效。
他估計，今屆特區政府希望能在其任期結束前，建立一些屬於自己的「政績」，故此在施政及推行、修改公共政策時，已開始出現一些「手忙腳亂」的情況。「你會看到政府不少諮詢，都被社會批評為假諮詢。當政府希望被諮詢的政策可以快點上馬，成為自己的政績時，就會出現不少令市民難以接受的情況。而在忙亂的情況下，政府就公共政策進行諮詢時，未有給予機會讓市民就政策進行充份的考慮以及給予意見時，這樣是否屬於有誠意的諮詢？還是只是一個走過場的假諮詢，好讓政府想推的政策、項目能快點上馬？」
蔡：政府推行政策「以官場為本」 政府有資源卻無能無為
蔡梓瑜指出，政策諮詢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讓被諮詢者能夠接收到足夠的資訊，對政策有充份了解後，才能給予更好的意見。但現實中，政府處理公共政策、公共項目時並未有秉持著「以民為本」的立場，而是「以官場為本」，亦非採取「實事求是」的方式進行工作，「政府希望可以快點完成任內的工作，故此在多項公共政策、項目當中，都會出現資訊不平衡的情況。」
時事評論員蔡梓瑜
「例如內地與本澳駕照互認，當議員要求政府交代提出政策的理據時，政府才於櫃桶底拿出數年前澳大製作過的研究報告。又如關閘巴士總站的重修，社會要求政府全面重整關閘區域時，政府才將數年前的重整方案公開，為何當年又不拿出來？」蔡梓瑜批評，政府以這種方式看待政策及項目的諮詢工作，「這樣的工作方式，對於公共政策的落實及發展，以及提升居民生活質素，當中的可實踐性有多大？值得大家深思。」
他強調，雖然政府可以趕政績工程，「但在趕的同時，該政策、項目又是否存在成效？政府的工作又是否能夠讓市民信任？」他坦言，社會對於政府的信任愈來愈薄弱，「其實好簡單，北安碼頭花了38億元興建，規模像機場一樣大。但啟用至今，北安碼頭的使用量顯然是強差人意的。政府種種的作為，讓人想到的僅是一個有資源的政府，而非有能力、有為的。」
他批評，政府內部缺乏有能力、有承擔的官員，公共政策的制定往往就是從部門內部各級「堆砌」出來，「即使是特區五年規劃，都缺乏一個基本、像樣的願景，政策缺乏方向、結構，變相令各個部門的公共政策都是以東拉西拼、炒埋一碟的方式呈現出來，導致政策的成效不理想，最終只會令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更加嚴重。」他亦指，政府為了彌補這種不信任，只好利用資源的投入、補貼來掩蓋市民的嘴巴，卻不真正面對現有的問題、困境，令到這個惡性循環不斷延伸。拖到最終政府任期屆滿，並將這些爛攤子交由下一屆政府去收拾。」
政策諮詢應從善如流 更應杜絕「盲撐」
社會對於政府在政策諮詢的表現，大多是「彈多過贊」。蔡梓瑜提出，未來政府就公共政策或公共項目進行公眾諮詢時，理應從善如流。在公眾層面上，他認為所有的法律都有普及的意義及價值，亦即意味著政府所提出的立法、政策應要清晰讓任何一名市民明白。政府未來在進行公共政策時，應給予機會讓所有市民都有權發表自己的意見，而官員亦不應在社會提出意見時，針對意見的內容「說三道四」。同時，政府在制定政策以及進行諮詢時，亦應更主動地公佈更多資訊，並在必要時作更多說明。
蔡梓瑜並認為，政策諮詢應有多層次進行，當中，社會大眾是一個層面；再者，與相關政策有利益關係的利益團體、專業社團。「過往政府普遍會利用傳統社團作為支持政策的工具，傳統社團獲得政府的資源，當然會發表撐政府的意見。但在諮詢法律、規劃、公共政策時，政府不應單純找人去盲撐，而是應心平氣和、謙虛地收集意見，透過諮詢去明晰相關法律、政策是否有值得拓闊或修正的空間，而相關利益、專業團體肯定能給予更客觀的意見及建議。」
另外，在政策制定過程中，諮詢組織理應發揮其應有角色作用。但現時的諮詢委員會，絕大部分的委員都由政府委任，且許多獲委任者被視為政治酬庸。蔡梓瑜指出，未來委員會的組成應朝著專業化的方向走，同時需透過改革令制度走向進步，包括讓相關範疇的業界、前線人員有權互選委員，「在這種情況下，委員會就可產生兩種作用，一種是監督，而另一種則是給予政府更專業意見的作用。我相信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施政效能及質素都會大大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