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列席立法會施政方針辯論會議時承認，政府的外判研究項目數量已成「極端」，「乜都判出去，搞到政府部門乜研究都唔做，我覺得已經外判得太多。」相關言論引發社會再次質疑，外判研究項目愈來愈多，究竟是因政府「懶作為」、「人傻錢多」、利益輸送，還是政府內部缺乏足夠研究人才所致？
翻查《特區公報》，可以發現近年除了有不少基建及監理項目判給予企業來承辦外，有關調研、研究的外判項目亦逐漸增多，例如因應本澳新增85平方公里海域而進行的水利、水質研究，因應新城A區完成填海工程，對其基礎設施進行的設計及環評服務，以及因應「天鴿」風災後興建內港擋潮閘的可行性研究等等，部分研究及設計服務的判給金額更過千萬元，如「澳門內港擋潮閘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工程勘察及專題研究」服務（$56,620,000）、「新城A、B區海底隧道工程——初步設計」服務（$77,420,000）等等。
2017年政府部分研究、評估、設計服務項目及批給金額（摘錄）
研究均外判 澳門無人才？
議員李靜儀表示，隨著本澳經濟飛速發展，政府所承擔的項目不斷增多，項目規模、複雜性、專業性亦不斷提高，而當局在相關領域的公務員規模並未有擴展。但她質疑，政府各個部門本身就已有相當數量的研究、顧問團隊，加上政府早於2010年就已成立「政策研究室」，負責在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方面開展調研、相關工作及研究，「一些不涉及專業、或本澳較少接觸的項目，是否一定要透過外判去做研究？政府的外判項目係咪多到、複雜到連部門內的研究力量或政研室都不能支持？」
李靜儀認為，政府現時以「慳時間」等理由，將所有研究、服務都判給出去，會導致政府內部的研究團隊缺乏實踐、歷練機會，「我會睇到部分本澳學術機構與內地專家合作的研究項目中，互相都會有成長、帶動作用，但係如果政府部門本身就將所有嘢外判出去，那部門內的研究團隊就不會有實踐、歷練機會，久而久之就只能依賴外力，外判研究項目只會不斷增多。」
社會對研究質量存在問號
李：與透明度不足有關
李靜儀坦言，部分研究的判給涉及到較為專業、或本澳較少接觸的項目，例如防災、整治水患等，有必要借助外地富有經驗的學術機構或專家單位去協助調研，「但同時間政府有咁多研究報告，長期判出去给其他人做，真係要視乎佢有無效益。」
社會對這些外判研究的質量及效益均存在問號，李靜儀認為，原因在於相關研究報告過去存在透明度不足的問題，而報告出爐後，社會亦看不到報告內容及結論有何參考價值，或政府有否善用報告的資訊，對公共政策作出適當、適時的判斷，「大家都會質疑，政府一方面花費了金錢、花費了時間，但卻無充分判斷報告內容是否值得參考，或者因為政策是當期時的政策，故此報告所建議的未能執行。」
立法議員李靜儀。
研究為誰而做？
李：報告應與社會共享
李靜儀亦批評，政府過往完成的研究報告大多沒有公開，亦沒有渠道讓公眾知悉研究內容及結論，「只係收埋係櫃桶底。」隔了一段時間後，當公眾就相關政策提出質疑及意見時，政府才會拿出來公佈，並指研究報告是數年前進行的，社會已有變化，報告已變得不合時宜，需要重新調整，「但當年這份報告是當年的政策討論上有什麼參考作用？政府根本無向社會說明。」
「我認為政府必須要有清楚的訊息給予社會，否則花了錢，研究再研究，就會拖延政策討論的時間，令大家質疑報告出爐後是否真正有效益。」
李靜儀強調，當研究報告出爐後，其實不一定代表其建議會與最終的政策相吻合，公共政策的制定仍要考慮到持份者、公眾的意見，以及政府的財政能力是否能承擔研究報告「美好的構想」等等。「建議使用與否，政府都無同公眾解釋，而公眾亦難以取得這些資訊。係這樣的情況下，無論研究係咪花了大把金錢，都形同係資源浪費。」
她認為，民間機構或公眾對於政策沒有太多認知，對社會問題亦沒有太多時間進行調研。當政府委託學術機構編製研究報告時，內容可能涉及到研究數據、問卷、國際法比較、其他地區經驗等。若然相關資訊可與社會共享，可以幫助到市民了解政策或參與政策討論，「即使我無咁嘅水平自己去做調研，但我睇完份報告後，就可以針對政策提出作為持份者或公眾的睇法。」
《關於公開「公務人員出外公幹成效」的指引》於去年2月1日生效，指引明確外出考察及參與研討會的公務員需要在返抵本澳起計60日內，在專題網頁公開相關出外公幹的成效，供公眾參閱。李靜儀認為，政府在資訊透明度上有逐步改善，下一步應要明確可以公開的研究報告及公開方式，並且向公眾闡明花費公帑製作研究報告後，對政策有何參考作用或反面教材，讓社會可以針對相關政策及研究報告進行對話、討論。
